不能露面的尴尬

    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主要区别就是发行方式。公募基金由国家审批，面向全社会发行，私募基金不被允许公开宣传申购，也不被允许大范围筹集资金。
 
    规矩规定，私募基金不得利用任何媒体吸引客户，其参加者主要通过在特定圈子里获得所谓“投资可靠消息”，或者直接认识某个基金管理者的形式而参与投资。为了有一个机构来组织基金，很多合作者就以投资咨询公司、财务公司、投资顾问企业的形式在工商局登记注册，但工商部门在其执照的业务范围内却无权规定“代客理财”。另有部分基金是依附于信托公司。
 
    更有甚者，几个人依靠信赖关系，成立一个没有任何部门加以约束的组织，成为真正的地下基金。
 
    这种完全依靠打擦边球生存的基金，在法律的边缘地带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这些私募基金，无论生存手段多高、创利多大，生存范围只能局限于一个很小的群体。
 
    其实，很多私募基金的发起，并不是源于基金创始人，而是合伙人。赵一鸣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在投资机构时，有很多客户找我，希望将资金委托我操作。”原本只在亲戚、朋友之间做私募的他，经不住客户的鼓动，最终于今年3月19日成立了红色私募基金。但正如专业裁缝店一样，顾客群体只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
 
    私募基金素有“富人俱乐部”之称，针对的只是某些有闲余钱的富裕阶层或企业。赵一鸣向记者透露，目前北京的私募基金门槛已经达到了50万，低于这个标准基本不予受理。相反，公募基金门槛很低，他们的顾客群体主要来源于普通民众。

    如此一来，私募基金只能通过一个狭小圈子进行资金募集。
 
    “如果私募基金也能像公募基金一样公开发行，即使不改变高门槛要求，也会快速发展和壮大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能公开露面，不被特定范围的客户群体所认知。”岳洋颇为感慨现在不伦不类的境况。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法制环境不完善，尤其是针对私募基金的各种法律法规匮乏，造成业内对其的合法身份众说纷纭。”李悦告诉记者，“虽然现在国家修订的《证券法》、《公司法》已经体现了对私募基金的认可，但此次高峰会上提出的合法化论证并不是政府监管层的声音。”
 
    正是因为法律空白，使夹缝中生存的私募基金陷入尴尬境地。

能否正名成为期待

    这种尴尬局面，究其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未从法律上给予私募基金明确的定位，使其从诞生至今一直处于法律的边缘地带。

    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震国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目前我国证券投资类相关法律都没有关于禁止私募基金的条款，而《公司法》为设置公司型私募基金提供了基础，《合伙企业法》为合伙型私募基金设立了依据，所以私募基金不仅不违法，还应该是合法的。

    私募基金已经得到某些法规的认可，央行领导和金融业专家多次呼吁正视私募基金的合法地位。应该说，私募基金将成为证券市场的一支主力军大势所趋。李悦分析说：“实际上，熟悉私募基金的人都知道，现在缺少的是规范，如何操作运作的规范。”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整体稳定。虽然赵一鸣和岳洋都坚持，“真正做私募的人不会去降低信誉欺骗合伙人和客户”，但他们也不否认，在无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私募基金操作中存在着基金经理个人因素导致的代理风险。

    目前社会上存在一些由股民个人设立的私募基金，因为个人能力和素质问题，出现盲目投资和欺诈等现象，严重影响到本来就处于发行尴尬境地的私募基金，这些情况应该得到法律规范。而对于这一现象，赵一鸣担心：“我们是游离在非法集资的边缘，最大的担心是通过合法运作，帮别人赚了钱，自己犯了罪。”

    李悦告诉记者，从国际上讲，私募基金已成为世界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引进私募发行模式，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具备接轨国际的能力和规模。

    李悦认为，中国基金进入国际市场是个必然，私募基金更是我国基金资本参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一股主要力量。而如果想接轨国际，必须先解决法律规范问题。

    赵一鸣则希望：“我们需要的是规范化的制度，给我们一个名正言顺的合法身份。我们不需要过多的监管，监管过多会限制私募基金的灵活性。”

    对于规范如何规定，李悦认为难以推断，但根据各种利弊分析，如果制定规范，将会对私募基金的组成形式、组成成员多少、基金经理如何审批授权、基金如何备案、基金申请的条件等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对于其发行模式不会放宽，从而影响到对其监管也不会过多限制。毕竟，“私募基金面向的投资者范围较小，社会影响力小，而且他们属于对风险意识有足够认识的群体，不会盲目投资。基金经理的严格审批也将削弱私募基金潜在的代理风险”。

    有消息透露，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做课题研究，此消息记者从受邀参与研究的鼎晖资本创投公司得到证实。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一工作人员透露，关于私募基金的规范性问题，已经列入阶段性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