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审判是反腐败形势需要

    “高官腐败进行异地审判，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最高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对记者说，“地方原来比较听中央的话，做到令行禁止。但现在地方的权力变大了，自主权变大了，中央的指令有时难以落实，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异地审判尽管花钱多，也是迫不得已。”

    据记者了解，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是从辽宁“慕马案”以后开始的。此前的许多高官腐败案件，大都是在犯罪地审判（或犯罪人居住地）。譬如，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循私舞弊案，在南昌市中级法院审理；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业江受贿案，在海口中院审理；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英受贿案，在北京一中院审理；原青海省副省长韩福才受贿案，在西宁中院审理；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常征受贿案，在贵阳中院审理；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受贿案，在杭州中院审理；原广西区政府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在南宁中院审理；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阳德受贿案，在广州中院审理；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受贿案，在武汉中院审理。

    “中纪委在查办‘慕马案’时，发现马向东的老婆利用关系网干扰办案，就开始实行异地办案、异地审判。”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对记者说，“由于地方权力错综复杂，而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党、政和人大：党管干部，政府管预算，人大管选举、任命和监督。所以，异地审判主要是排除权力干扰，排除社会人际关系网干扰，是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要求。”

    2001年10月，“慕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双规”，62人移送司法机关。根据最高法院指定，江苏省南京市、宿迁市和辽宁省抚顺市、大连市、锦州市、营口市、丹东市等7个中级法院同时进行了审理。时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王唯众在回答记者“案件为什么要在江苏审判”时说，中纪委协调司法机关决定，对马向东、章亚非实行异地管辖。中纪委的这一决定，完全是办案的需要。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自此以后，90%以上的高官腐败案件开始实行异地审判。譬如，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案，由北京二中院审理；原湖北省长张国光受贿案，由天津二中院审理；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受贿案、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受贿案、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滥用职权案，都由北京一中院审理。

    “高官在一个地方的影响非常大，许多官员，包括法院院长都有可能是腐败高官提拔起来的。异地审判后，法院和审判人员与被告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就会秉公办理，形成的判决也有权威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陈卫东对记者说，“同时，这也是对法官的一个保护，使他们免受来自腐败高官的危险。”

    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认为：“现在，高官腐败异地审判越来越多，这既是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结果和标志，也是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譬如，湖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吴振汉腐败案，在湖南怎么审？只有异地审判。但对律师工作没有什么影响。”

    一位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分析说，高官腐败案件在北京审判的较多，有两个原因：一是腐败高官大都关押在公安部秦城监狱，在北京审讯方便；二是便于中纪委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协调案件。另外，北京法官的总体水平比较高。

异地审判制度受好评

    高官腐败案件频繁异地审判的现象，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思考。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认为，高官腐败案件异地审判，虽然没有制度化，但已经形成了惯例，并正在向制度化方向靠拢和发展。

    “异地审判的合法性没有问题。一般来说，异地审判由法院来决定，但对省部级高官，指定管辖有个党内协调。重大案件由中央协调，各部门分头办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导陈光中对记者说，“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异地审判，但一般是省部级（或厅局级）干部犯罪才异地审判。”

    陈卫东教授也认为，这些年随着反腐败的深入，从案件侦查到审判，都在制度层面进行了创新，但什么样的案件可以异地审判，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评判标准。目前的实践一般是，中央统一协调，“两高”具体出面实施。

    “一般省部级高官腐败是跨省异地审理，厅局级干部腐败是省市内异地审判。如果有例外，也有规律可寻。”一位反腐专家说，“譬如，如果厅局级干部跨省异地审判，背后肯定涉及更高级别官员。譬如，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在北京受审，是因为马德为了立功检举了田凤山和韩桂芝；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南京受审，背后有副部级官员慕绥新；原江西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曾担任江西省公安厅长10年），几乎是同时与江西省公安厅的一名副厅长在浙江受审。”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认为，异地审判制度的关键是检、法两家的配合与协调。因为审判必须以起诉为前提，没有起诉，法院就不能进行审判。目前，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因为事关重大，异地审判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和摩擦，但其他官员的腐败案件异地审判，往往需要“好事多磨”。

    以原安徽省阜阳市中院院长刘家义受贿案为例。开始，安徽省检察院指定淮南市检察院对刘家义进行起诉，起诉书都送给淮南市中院了，但后来安徽省高级法院又指定让滁州市中院管辖。案子都已经进入审判阶段了，安徽省高院为何又突然改变了原来的指定管辖？

    原因有两条：一是淮南中院向省高院提出，他们不愿意审理刘家义一案，因为审理这样的案子花费很大；二是，淮南中院刚刚审理了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兆丰受贿一案，陈也是副厅级官员，也是省高院指定管辖的。因此，淮南中院想让省高院改变原来的决定，另行指定管辖。省院也认为，淮南中院连续审理两个副厅级官员受贿案件不妥，应该交给滁州中院来审理。

    “因此，高官腐败异地审判制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工程，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指定问题。”这位法官认为，“除了异地审判，还有异地侦查、异地羁押等问题，这些问题要综合考虑。”

    王有杰专案组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说，其实，异地审判的困难不在审判环节，而是侦查环节。一个省的检察官到另一个省去办案，有经费方面的困难，有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另外，还要绝对保证嫌疑人的人身安全。

    尽管还有一些实际困难，有些地方和环节还需要不断协调和完善，但不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异地审判是目前应对高官腐败很有效的司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