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被允许的捕杀

    捕杀野猪，是山区许多身受其害的村民的愿望。然而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对野猪的捕杀是不允许的，虽然民间的捕杀从来没有停止过。

    “以前管得不严的时候，还有人用自制的土枪打野猪，现在管得严了，没有人敢打了，林业局会过来罚款。”郝丹霞说。她认为不让捕杀是野猪越来越猖狂、不怕人类的重要原因。显然，她希望这几百斤重的庞然大物能够恢复到以前害怕人类、看到人就跑的状态。

    “80年代山上有狼，野猪很少，只在很大的山上才有，现在不论大小几乎每个山头都有。从前有狼的时候狼还知道怕人呢，现在野猪根本就不怕人。”梁斌除了当农民，还有一个身份是猎手。他随手一指眼前的小山，“再小的山头，少说都有几百头野猪。”

    梁斌回忆，附近山头的野猪是1997年前后逐渐多了起来，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捕杀野猪的。在他看来，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然而，捕杀这一庞然大物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枪支或者危险品都不准使用，只能用夹子、套子等土办法捕杀一些。即使用土办法也是偷着干。罚款太厉害，林业派出所一开口就要罚一到两万，根本没什么标准，讨价还价之后最低也要两千块左右。野猪一般6块钱一斤肉，一头大猪也就卖1000多块，而且现在很难打到大猪。”

    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得像梁斌这样的猎手数量太少，捕杀能力有限。

    “野猪本来就不好捕，现在又只能偷偷摸摸地捕，效果不好。没有枪支，我们只能捕杀小猪。一般是天黑以前把套子下好：在地上挖一个洞，把夹子放在洞口，里面用卡子固定住，野猪踩进去就会被夹住腿，跑不了。”

    由于进山太危险，捕野猪的夹子只能放在山林和田地的边缘。即使只到山林的边缘，也得全副武装的好几个人一起去。

    “安徽、江西、湖北、浙江的山区都有很多野猪，都有猎手在打。”事实上，跨省的野猪捕杀、销售渠道始终都存在。这些被捕杀的野猪被运到湖北等省的饭店里。

    不过与野猪的繁殖能力相比，梁斌还是觉得这样的捕杀量还是太小，野猪依然肆无忌惮地毁坏村民的庄稼。梁斌还发现，这种动物的智商越来越高，越来越难对付，能够在毁坏庄稼的同时准确地躲开猎手的陷阱。

    “野猪居然还会盖房子，不知道是不是和人给家猪盖的猪圈学的。”梁斌第一次见到野猪盖的房子的时候吓了一跳，“它们咬断了一圈树木，都断得差不多高，断了的树干都往圈子里面倒，正好互相交叉重叠成了屋顶。野猪还知道叼来许多树枝，一部分铺在棚子顶上，一部分垫在棚子里面。整个棚子和人住的一间房子大小差不多，有一个出口。棚子里面干燥得很，下雨天居然不漏雨。”

    在他看来，这种聪明而凶残的动物数量的失控，对村民的威胁显然会越来越大。

    “应该发动群众都打野猪才行。国家应该组成狩猎队，准许用枪支。”

    而附近同样隶属于安庆市的桐城市部分山区，从去年开始野猪的数量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因为这里的山村曾用土制猎枪大规模地捕杀过野猪。

    “除了用枪打，我们还在山上拉过高压电线，然后全村的人都上山，拿着枪把野猪往电线的方向赶，那次一下子电死了几十头野猪。不过高压线太危险，很容易误伤村民，以后我们再也没敢用。”

    当地猎手老吴靠近记者大声地说：“以前野猪根本不知道怕人，人拿着枪走到它跟前瞄准，它都不知道跑。现在野猪少了，也开始怕人了，看到人就会跑，所以我们这里很少有野猪伤人的事情发生。” 长期使用土枪，发出的巨大声音严重损害了他的听觉。

    而伴随着野猪数量的减少，当地的动物分布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山上出现了麂子和老虎的身影，这在前几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老虎被认为是野猪为数不多的天敌之一。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郝丹霞家所在的山区，野猪这一原本不起眼的动物居然成了“兽中之王”：当地山羊、猪獾的数量较多，但没有狼、虎等猛兽。
    与太湖交界的望江县，对野猪的憎恨则更加直接：由于境内没有山区，望江县本来并没有野猪的出没，当地人认为望江的野猪是从长江对面的安徽东至、江西九江等地泅渡过江的入侵者，入侵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江对岸的食物不够吃。

    面对突然出现的大量野猪以及随之而来的多起伤亡事件，2005年望江县的两个乡镇曾经组织人员把野猪往境外赶。

尚未举起的猎枪

    然而，面对民间的呼吁和实际上早已存在的捕杀，切实有效的捕杀、控制、赔偿等政策目前仍在等待之中。

    2006年11月21日，安徽媒体报道，为了控制野猪数量增长，安徽省林业厅拟在全省16个县（区）、112个乡镇设立野猪猎捕区。

    和一个多月前黑龙江省宣布捕杀野猪一样，消息一经报道，争议随之而起。

    郝丹霞和她的邻居们坚决地拥护有效的猎捕，他们希望能够像正在进行的打狗运动一样来解决野猪问题：由于数量失控的流浪狗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人身安全，太湖县允许对流浪狗进行捕杀，于是众多的专业打狗队员应运而生。

    有的村民则建议，将野猪“踢”出安徽省“三有”（有益的、有经济价值的、有科研价值的）野生保护动物之列。

    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动物保护者们。动物保护专家们担心这样会造成对野猪的乱捕滥杀，从而影响生态平衡。他们认为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保护好野猪的天敌———狼、虎、豹等野生动物，并适当进行猎捕。

    也有人提出，根除“猪患”的最根本办法是退耕还林，只有人类不再侵犯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保护好生态环境的自然平衡才是解决当下野猪“反击”人类的唯一途径。

    而对于山区的村民来说，上述方案对他们来说则过于缓慢和遥远，直接的猎杀才是保护他们生存的最快途径。在他们看来，被侵犯的早已不是野猪，而是人类。

    “野猪一年最少下一窝七八个猪崽，一群野猪里只要有三四头母野猪，第二年数量就会翻几倍。这么多的野猪到底吃什么？”太湖县的一位乡政府干部认为，面对如此疯狂的扩张速度，不用捕杀的方法来减少数量，恢复平衡而空谈保护是愚蠢的。

    陈卫教授则对于捕杀表示了谨慎的支持：“如果野猪的数量确实超过了当地环境的承载能力，是可以进行捕杀的。但是捕杀的前提是进行科学的调研，确定在什么地区捕杀多少野猪，防止变成滥杀。要防止捕杀野猪成为一场运动，影响到野猪种群的延续。”

    而应对野猪危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在与安徽临近的浙江、江西，甚至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众多省份都在进行当中。

    2006年10月，黑龙江省林业部门批准在野猪危害较严重的地区进行有组织的限时适当猎捕。所捕野猪必须到指定的有野生动物经营许可的单位进行处理，不允许个人狩猎，严禁转让和倒卖猎捕指标。

    而浙江省的动作更加迅速：全省持有“两证”(猎捕证、持枪证)的猎手已有近万人。当地媒体称，“狩猎解决野猪患最有效”。

    目前，安徽省林业厅正在与省公安厅协商，一旦得到省政府的批准，将允许以乡镇或行政村为单位，配备一定数量的猎枪，划定配枪狩猎野猪区域，并由市县林业部门公布年度猎捕野猪的限额。

    “12月16日左右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正式的政策出台。”安徽省林业厅的一位负责人透露，“目前林业厅正在就猎枪的配置进行紧张的安排。猎枪将实行实名配购、集中保管、需时取用的管理方式，并成立专业狩猎队，根据野猪的生物学特性及适宜狩猎季节，对野猪进行捕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