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经济人或曰理性自利的人，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候，即便是真正的犯罪人，也不会自愿供述所犯罪行，更何况没有实施犯罪行为者，就更不会自愿供述所谓的罪行了。但是，特定情形下，有些人并非行为实施者却自诬非己所为的犯罪行为，并甘愿承受相应的惩罚。《元史》许楫传：至元年十三年，宋平，帝命平章廉希宪行中书于荆南府，以楫左右司员外郎，荆南父老舆金帛求见，楫曰：“汝等已为大元民矣，今置似吏以抚字汝辈，奚用金帛以求见！”明年，擢岭北湖南提刑按察副使，武冈富民有殴死出征军人者，阴以家财之半诱其佃者，代已款伏，辑审得其情，释佃者，系富民，人服其明。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富家之人暴力打死了一个当兵的，于是便偷偷地用一半的家财来买通家中佃农替自己顶罪。这种冒名顶罪可非儿戏，因为按照律法顶替者十有八九要被杀头。但是穷人命贱，为了能拿到钱而宁肯承牢狱之灾，甚至愿担杀头之罪。像这种富人杀人却由穷人顶罪的事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谓层出不穷、见怪不怪了。清朝大学士纪昀（纪晓岚）撰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就曾对“治狱之难，其中‘命案尤难’”发出喟叹。因为在“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这种坦然供罪有违常情的情势下，问案者往往难以觉察其中玄密。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有这样的记载：福建有个男孩，他被父母卖掉用来顶罪，事先背熟为他编好的口供，以回应问案官的需要；这些自白足以提供给官老爷以自由心证的裁量空间。后来被再三开导，推翻原供，可是被发回再审时，依然要顶罪。为什么要顶罪？因为案件发回后，原案承办人责怪他翻供；而他的父母又每天来责骂他，怪他收钱不肯顶罪是背信。于是乎，他进退维谷，干脆顺服父母去死罢了。梁绍壬《两般秋雨酉随笔》有这样的故事：粤俗以潮州为最坏，黄霁青太守作乐府十首，六日宰白鸭，悯顶凶出。黄霁青诗中所写“杀人者死无所冤，有口不肯波澜翻”，这是顶罪屡获成功的最主要原因。顶罪的穷人为了“香灯钱”、审案干员为了漂亮地破案，两厢情愿，就这样把人杀了。

      当然，还有官员惧怕错杀要连带担责而故意不纠错的情形，如方苞《狱中杂记》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笑曰：复请之，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法舌挢，终不敢诘。

      这段说的是，康熙五十一年，清朝著名文学家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子遗录》的文字狱，被牵连关押在刑部监狱。同监号给他讲述“予胥千金，潜易死者”的案例。“（易人顶罪）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造假者都没活路了。”但是，再行申请，那些造假者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长官是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造假者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案末，果真长官终未敢追究舞弊责任，那些冤死的案件也就石沉海底永无昭雪之日。

      看了历史记录中这么多“宰白鸭”（冒名替死）的案例，再看看今天时常发生的代人顶罪的案子，作为执法者就不得不警惕甘愿供罪者的真正意图，到底是自诬伪供替人顶罪还是自己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