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在培训学校没有股份，但是培训学校答应每年给行知15%的利润，用于行知学校的开支。”黄鹤说。

    由于在市区租不起教室，学员便到行知学校的自然实验室上课。区教委表示，心之光家政职业学校在朝阳区登记注册，却在大兴行知学校上课，属于违规行为。

    对此，黄鹤表现得很无奈。

    学校的学生不参加北京市教委统一的考试和考核。“期末考试有时是老师出卷子，有时是在外面买卷子。考完进行成绩排名，公布出来。”大兴行知学校五年级的学生胡键说。他从二年级开始便在大兴行知学校读书，家离学校较远，需要乘坐校车上学。中途因校车停运转学到其他农民工子弟学校,这学期又回到大兴行知学校。

    胡键不愿意接触陌生人，喜欢呆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在新学校学习生活的日子里，经常回想以前的老师和同学。

    “行知学校老师对我们很好。上学期在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有一个老师打过我，很凶。”他还在生那位老师的气。

    大兴行知学校校园里，收费标准打印好后，放在迎着教师办公室的公告栏内：幼儿园450元/学期，小学500元/学期，初中680元/学期，实行一费制。

    “公立学校每学期收费大约在300-400元。但公立学校推托学校超员，不收自己的孩子。”一位学生家长说，“没办法，只得送孩子到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

必须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

    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入学。子弟学校为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其中18周岁以下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近2000万流动儿童成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儿童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儿童的失学率达到9.3％。80%的流动儿童要比本地学生交纳更多学费，平均每年每个孩子要比所在城市学生多交856元。

    流动儿童家长最大的烦恼：48%的人认为费用太高，32%的人认为户口不在本市影响升学。

    全国政协委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建负责人徐永光指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困境，说到底，是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设置标准过高，农民工子弟学校个儿矮，够不着。”以北京市办学标准为例，徐永光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分析：“200米环形跑道和100米直跑道用地，以及篮排球场地、器械场地所需用地。这样的要求用在打工子弟学校不现实。”

    北京市教委统计，2006年北京市近40万农民工子女中，有三分之一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而在不少大、中城市，这个比例都在50%以上。

    2006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

    徐永光在本次政协会议上提案建议：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时，应要求各级政府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建校用地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关于“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的规定目前在各地普遍没有认真执行，必须监督落实。

春晚诗朗诵《心里话》
 
    诗朗诵《心里话》原来的名字叫《我是谁》,作者是北京市昌平区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
 
    2004年4月，智泉学校应北京电视台《真情北京》的邀请，根据孩子们的真实情况创作出《我是谁》，同年5月播出节目的时候，编导把名字改为《心里话》。
 
    “《我是谁》修改了不知多少回了。”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的创办人李素梅介绍，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编导、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曾参加过修改。
 
  要问我是谁
  过去 我总不愿回答
  因为我怕
  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放不下一个鞍马
  我们的校舍简陋
  还经常搬家
  我们的教室很暗
  灯光只有几瓦
  我们的座椅很旧
  坐上去吱吱呀呀

  但是 我们作业工整
  我们的成绩不差
  要问我此刻最想说什么
  我爱我的妈妈，我爱我的爸爸
  因为
  是妈妈把城市的马路越扫越宽
  因为
  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纪的高楼大厦
  北京的2008
  也是我们的2008
  老师把她谱成了歌
  同学把她画成了画
  作文课上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
  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
  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
  都是中国的娃，都是祖国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