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被“公证”成了死人，而且还给他凭空“公证”出了一个妻子。这个事件成了公证界的丑闻，并以其事件的离奇引发公众的极大关注。有人指出，这是一起被放大了的事件。然而，其背后暴露的却是整个公证行业的信任危机。

    2006年12月22日，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副主任李勇从北京回到了成都。他的北京之行是到司法部律师公证司汇报工作，汇报的内容是最近令他们焦头烂额的“死亡公证”事件。

    “我们受到了司法部严厉的批评。”李勇有些沮丧地说，“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公证处也是人人自危。”

    李勇所说的“死亡公证”事件，源于一个被公证死去的人7年后复活了。

扑朔迷离的“死亡公证”

    2006年9月19日，成都市金堂县农民杨世和来到成都市律政公证处投诉科，出具了身份证等证明材料和一份投诉材料。

    “我还活着！”杨世和向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强调自己没有死。他要求撤销该公证处7年前出具的一份公证书，那份公证书把他给“公证”死了：杨世和已经在1996年7月死亡。

    杨世和知道自己被公证“死于10年前”纯属偶然。2006年９月初，由于孩子迁户口需要复印一套住房的资料，杨世和来到成都市房管局查资料，不料查出了７年前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公证他已经“死亡”的公证书，而且还给他凭空“公证”出了一个妻子——严春英。他在当时卖出的一套房产则被“妻子”严春英继承。

    杨世和向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展示了这份（９９）蜀公证字第０４６６８号继承权公证书的复印件。公证书上明确地写着：被继承人杨世和于1996年7月在成都市死亡……被继承人婚后无子女……被继承人杨世和的上述遗产由妻子严春英一人继承。

    得知自己被公证处宣布死亡后，他接连几天晚上都做噩梦。而凭空多出来的“妻子”严春英也令他莫名其妙，他并不缺妻子：他先后结过两次婚，两任妻子中，并没有严春英的名字。至于现在公证出来的“妻子”严春英，只是杨世和出售的那套房子的买主。

    杨世和一直以做小生意为生。１９９６年５月，杨世和以金牛区白果林小区的一套自有房产作为抵押，向金堂县白果农村合作基金会贷款４万元。后来由于生意失败无法按时还贷，合作基金会于１９９９年将抵押房产作价１３万元卖给了严春英，双方签了《买卖房屋合同》，卖房所得除还贷外，杨世和得余款６万多元。

    然而，这一正常的买卖合同，在公证书中却变成了先死亡后继承。

    接到杨世和的投诉后，成都市律政公证处急忙就此事进行调查。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公证卷宗，就连卷宗编号本上的原始记录也被人涂改。事件顿时变得扑朔迷离。

    此后，当年办理此公证的公证员，现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副主任尹显伟承认，该公证是自己在1999年作出的，但拒绝透露更多的内容。杨世和则多次找到尹显伟理论，双方为此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最终杨世和将尹显伟面部打伤。

    就在尹显伟被打的当天，“神秘失踪”的公证卷宗终于被找到了。成都市律政公证处主任说，卷宗是尹显伟主动交出来的，是他自己密封的。

    被打5天之后，尹显伟请了病假，再也没来上班。

    “死亡公证”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了舆论对这份公证书的质疑。有媒体报道，是严春英给了尹显伟5000元钱后尹显伟所做出的虚假公证。

    质疑迅速上升到了对整个公证行业公信力的拷问。有网民大发感慨：“当公信力被当成了换取个人利益的筹码之后，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更有论者认为：“中国的公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菜市场。行业的极度趋利化，催生了种种‘另类公证’与违法公证。”

到底谁在作假？

    质疑和调查的同时，最终率先开口说出情况的还是严春英。

    面对媒体的不断发问以及四川省司法厅调查组随后的询问，严春英沉默一段时间之后终于说出了原委。

    1999年，严春英购买杨世和的二手房需要缴纳3万元的过户费，而一家中介公司表示他们帮忙去办理房产证可以少花钱。于是严春英给了中介5000元报酬，此后中介公司将其带到成都市律政公证处的前身四川省公证处，办理了上述公证，用费用低廉的继承规避了高额房产过户费。

    对公证的具体内容，严春英却表示毫不知情，她否认自己曾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公证员告诉她在哪签字，她就在哪签字。她也不知道公证材料中竟然把她公证成了杨世和的妻子，更不知道自己是“继承”了杨世和的房产。

    12月25日，压力中一直沉默的尹显伟接受了《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的采访，他的叙述中，是不同于先前媒体报道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

    “1999年，我办公室来了一男一女，要求办理公证。女的是严春英，男的估计是中介公司的人。他们提供了身份证、户口簿、产权证，以及四川省金堂县精工铸造厂出具的杨世和已经死亡，其妻是严春英的证明。于是我就给他们进行了办理。”尹显伟回忆。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办理是有问题的，这一点我承认。我确实应该对他们提供的材料进行实地的调查了解，但是我没有尽到职责。”尹显伟同时强调，自己先前和严春英等人并不认识，除了办理公证的费用400元钱以外没有收取对方任何费用，更没有此前有媒体报道的接受严春英5000元钱的情况。

    “我当时完全是按照程序来的！每一步手续都有，并且由当时的副主任批准了的。”尹显伟越说越激动。他提到的那个副主任已经于2001年辞职离开了公证处。

    “接到投诉时，我对当年的事情记的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的档案管理比较混乱，卷宗确实是一时没找到。但在查验卷宗编号本时，我发现那个编号是自己使用的，心里非常害怕，于是把编号涂掉了。这一点我确实做得不对。”尹显伟还强调，卷宗最终被找到与自己被杨世和打伤无关：“卷宗是10月20日下午1点左右找到的，我是下午3点左右被杨世和打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