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执行难，已是个陈年已久的顽症，各级法院因“执行难”而开出的各类猛药，几乎隔三差五就能从媒体上见到，但疗效似乎总不见好。不但现实中的“法律白条”时有可见，媒体关于“拍卖判决书”的报道也多次成为公众关注焦点。老百姓，尤其是债权人都在观望，当然更多的是期待：这“顽症”还有治没治了？
 
    解决“执行难”的最新药方近日又由长沙市天心区法院隆重推出。据说因为长沙有名老赖屡屡逃避执行，还与法官玩起了人间蒸发的游戏，弄得天心区法院花费了一年时间，依然无法执行到位。为改变这种局面，该法院于11月19日上午祭出了一招“杀手锏”——将这名老赖的信息编成手机短信，发送给长沙市所有移动手机用户，并设大奖请全市人民共同举报老赖行踪。媒体很乐观地预测：“这下子老赖终于无处遁形，既要还钱又要丢人了。”（《法制日报》11月20日）

    “执行难”与号称“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联姻，看似一宗很有创意的改革举措。当年举国上下通缉马加爵的时候，很可惜公安部没能想到“短信通缉”，不然，也许马加爵会提前落网。我个人赞同利用公共媒体来公布通缉信息，因为通缉信息的公开，不仅可以让这些通缉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共信息的披露还是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

    而如果我的手机出现了一位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赖的个人信息，我的第一感觉一定是“被骚扰”了，而绝不会涌出“老赖终于无处遁形”的快感。我一清白公民，既不欠谁的债，也不想被“短信骚扰”，有什么理由让我被迫接受这所谓的“司法公益短信”？如今的“执行难”可不是哪宗个案上的难，假设天心区法院的这招“杀手锏”可以被认可，并进而推广适用，我们这些“移动手机用户”还不天天给“公益短信”所强暴？

    当然，当地法院不是没想到我的这一担忧，据说“为保证这一重大执行改革措施取得实效”，天心法院还事先进行了近一年的合法性论证。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在向所有手机用户发送司法公益短信之前，先向所有手机用户发送宣传信息，向广大手机用户宣传了发布该信息的目的、意义，如果收到短信的手机用户不愿接收司法公益短信，只要向移动公司信息平台回复一个信息，将不再向该手机用户发送执行案件财产线索司法公益短信。

    这样的程序设计看似“人性化”，但仍然难以保障手机用户免受“短信骚扰”的权利。为什么手机用户必须用回复“不”的方式才能拒绝此类短信，为什么不能让那些愿意接收此类信息的用户回复“是”来订阅这类“公益短信”？再者，从实践上看，一条短信所能容纳的文字信息毕竟是有限的，手机用户既需要辨别接收的类似短信是否属于朋友间的“恶搞”，更需凭借短信的有限信息去与生活中的老赖进行分析比对。以此看来，在让老赖“还钱又丢人”的终极效果上，短信公开比之现行的报纸或电视公开，并未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既如此，与其背负“短信骚扰”的恶名来行所谓司法创新，何不干脆就交付给传统媒体来公开。这一创新的推行者都是法律专业人士，应该都清楚，哪怕是以公益为目的，也应对公民权利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