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但丁的地狱，中国商界的夜色娱乐按照颓废程度呈螺旋式下降。一些行业的派对生活看起来比它真实情况要堕落得多。几杯混合在一起的芝华士与绿茶，充满了极富暗示意味的舞蹈，不过到夜色生活的最后，每个人的衣服还都穿在自己身上。而且，这个阶层的派对远离冰毒、摇头丸或氯胺酮（俗称“ K ”粉）。

　　另外一些行业的派对生活是这样的：在卡拉 OK 私人包间里，穿着贴身服装的年轻女服务生轻轻将轩尼诗 VSOP （一种威士忌酒）倒入杯中，价格不菲的高档餐具盛放着外国进口的奇珍异果，港台流行歌曲在低声回荡——然后任意选择一位女服务生，回家。

　　但李先生与这些保持着距离。他学会了如何巧妙地摆脱酒精。“宴会上有三个朋友：湿毛巾、茶杯和咖啡杯。”所以，到凌晨 3 点的时候，他仍然很兴奋、警觉，在与谈判另一方的精力比拼中处于有利位置。 
　　

　　“在硅谷，你可以在星巴克谈生意。”李先生说，“在北京，我们在酒吧谈。”

　　三里屯某酒吧，某周五凌晨 1 点的时候，李先生开始了他的工作。 32 岁的李先生在一家为风险投资提供法律服务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有美国名牌大学的教育背景，而且在备受海外风险投资青睐的中国科技、电讯行业也很活跃，还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他的英语不仅流利且口齿清楚，更为重要的是李先生的二元文化背景，使他在中西方朋友之间交流显得游刃有余。

　　“不难明白为什么海外的风险投资会愿意把生意交给李先生去打理。”一个私人股份投资者说。虽然李先生称在酒吧开派对目的不光是为了谈生意，但他估计在俱乐部里 80% 的时间都与生意有关。

　　在谈完一笔较大的生意后，他说：“用了三张餐巾纸。”很多谈判要点都记录在上面。

　　中国的酒吧成了年轻、单身、富有的风险投资家们谈生意的场所。他们要么是“海龟”，要么是“香蕉人”，活跃在各大风险投资公司。年轻、单身、富有、多元文化背景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北京一家迪斯科舞厅里，在喧嚣的电子音乐、尖叫喝彩的女孩们包围中，几个年轻男子却谈论着：谁正在筹集资金、哪家风险投资做了交易，什么样的新电信技术将在市场上出现……

　　李先生有六英尺高，相貌俊朗，体格健壮，笑起来很阳光。那些“依附”在这张桌子旁的女孩们，大多是他的朋友。这些女孩子们很喜欢李先生组织的派对。李先生坚持说这些女孩不是打工妹。虽然她们露着肚脐、衣领开得很底，短裤短得难以描绘，但李说她们是秘书、老师，“而且都会说英文”。

　　不过桌边有一个女人穿得较保守，也没有扭来扭去。她是个新加坡女孩，最近完成了牛津大学的法律学位，刚开始一份为期 3 个月的律师助理工作。“在新加坡和伦敦你能看到相同的情景。”她说，“但没有这么露骨。”看着李先生的一举一动，她说：“他的确对整个环境很适应。”

　　李先生说，他知道在这些酒吧和俱乐部行得通的东西在美国并不行得通，“我不得不作出一些调整以适应在这里做生意的风格”。不过他认为整个夜生活的场景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你要么拥抱它、要么避开它，而如果躲避则会处于不利位置。

　　李先生的派对通常是在几个固定的酒吧或俱乐部，这些场所都差不多：音乐相同，高分贝和贝司低音，甚至喝的酒也是一样的。随着酒吧 DJ 开始播放一首今年欧洲最流行的舞曲，饮酒狂欢者蜂拥挤向舞池。每隔一段时间，一个女服务生来到桌旁调酒。她把六七盎司的皇家芝华士（一种威士忌酒）倒进一个大玻璃杯，然后将两塑料瓶的冰绿茶加进去。最近几年，这种不靠谱的鸡尾酒成了非正式的中国俱乐部饮料。“口味真的不错。” AMD 公司的陈先生说。

　　但李先生与这些保持着距离。事实上，他是个禁酒主义者。和大约一半的东亚人相同，他的肝脏缺乏一种乙醛脱氢酶，这种酶有助于分解酒精成分。他说，只要半杯酒下肚，他的脸就会呈现出一种“亚洲红”；如果一杯下肚，他“绝对会吐”。

　　事关生存，李先生懂得一种方法，学会了如何巧妙地摆脱酒精。“宴会上有三个朋友：湿毛巾、茶杯和咖啡杯。”他说，“你可以把白酒吐到湿毛巾上，啤酒倒进茶杯，红酒倒进咖啡。”其他人用芝华士和绿茶的混合体来刺激他们的中枢神经，李先生说：“红牛和芝华士颜色相同。”所以，到凌晨 3 点的时候，他仍然很兴奋、警觉，在与谈判另一方的精力比拼中处于有利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