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的法律框架，保险营销员的出路要么转为正式员工，要么归类为个体工商户，但这样做也将断送保险营销制度的生命力。随着劳动合同法草案的公布，保险营销员的法律地位也成了业内关注的焦点。

　　友邦公司继“重疾险”风波之后，在中国再次遭遇“员工”诉讼。这也是国内首起因银行保险营销员身份争议引发的诉讼案。
 
　　

近3个小时的不公开审理

　　“这不是王超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国内几十万银行保险营销员社会保障的大问题。”6月14日下午，近3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赵继明律师对围在法庭外面的记者说。他是王超的代理律师。

　　王超是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友邦公司”）的一名银行保险客户经理，由于对银行保险客户经理是否系公司“员工”存在争议，日前将友邦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友邦之间系劳动关系，确认友邦公司不给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违法。原定于5月30日的庭审改为庭前谈话，庭审延迟到6月14日。

　　6月14日下午，该案开庭之前，多家关注此案的媒体记者在旁听席坐定后，法官称，由于涉及商业秘密，应友邦公司的申请，该案不公开审理。记者们不得不退出法庭，在庭外等候。

　　近3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友邦公司代理律师面对记者“王超是否友邦公司的员工？友邦公司与王超之间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代理关系？”的追问，说：“等法院的判决吧！”

　　当日晚，友邦公司企业传播处宋正本告知记者，由于当日法院没有判决，友邦公司不便对该案做出回应，以免影响法院的公正判决。

　　王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与友邦公司签订《银行保险客户经理合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全职为友邦从事银行保险推广工作，负责在合作银行网点对银行柜员的保险销售进行培训和辅导。其间，他按照公司的管理制度要求，与银行的工作时间保持同步，并在进入银行网点时佩戴公司标识。

　　2005年12月，友邦公司以王超未完成公司下达的工作任务为由，扣发了他2005年11月份和12月份的工资。2005年12月30日，王超被迫与友邦公司签订《离职声明》。友邦公司不仅不支付王超上述两个月工资，还以王超离职未满3个月为由，拒绝退还入公司时收取的500元押金。

　　之后，王超向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6年2月23日作出裁决。据记者获得的京劳仲字[2006]第209号裁决书显示，劳动仲裁委支持了友邦公司的上述意见。不过，仲裁委也注意到双方构成事实上劳动关系的可能，但由于申诉人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而未予采纳。于是王超将友邦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劳动关系还是代理关系]

　　“王超与友邦公司之间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代理关系是本案的关键，也是今天法庭上双方争论的焦点。”王超的代理律师赵继明告诉记者。

　　“目前，从事‘个险’营销的业务员与保险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是事实，但从事银行险业务的员工与保险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不管是法律界，还是保险公司，认识都是一致的。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和从事银行险业务的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缴纳了社会保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外，赵律师指出，友邦与王超所签订的合同中存在“格式条款”。记者在证据中看到一份没有抬头的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第五款约定：“本合同书和其他文件的内容，均不直接或间接地构成甲方与乙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这份合同即王超在起诉书中所说的《银行保险客户经理合同》。

　　赵继明律师说，友邦公司通过这个条款来规避原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不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可以随意解雇员工、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等目的，而这些目的恰恰是严重违反劳动法的。因此，这个条款当然无效。这份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05年4月4日。“全部签字过程不到一分钟，友邦根本没有给我时间细看该合同的内容，也没有就该合同的性质和内容做出过任何解释。”王超说。字签好后，友邦立即将协议收回。按照此前在其他保险公司的经验，王超理解该协议就是劳动合同，即在入公司之前的必经步骤，该合同的文本也会返回给自己一份。

　　据了解，诉讼中友邦公司坚持了仲裁阶段的意见，认为基于上述《银行保险客户经理合同》，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而用该模式销售银行保险，是其在中国国内的普遍做法。代理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区别在于，前者不用缴纳社会保险，解除合同时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而劳动关系必须缴纳社会保险，解除合同时要支付经济补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