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29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8月29日至9月13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反腐败成果展览。该展览显示，十六大以来，中央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29件29人。

      在反腐败成果展期间，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挂牌成立。“两件事情并列在一起的涵义就是十七大后，中央的反腐败思路要调整，在打击的同时，突出预防。预防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功德无量，但投入不会像打击腐败那样立竿见影，政绩不会那么突出，因此预防腐败比查处腐败的难度更大。”
　　
      “全国检察机关惩治与预防展览的最后一天，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成立，两件事在十七大之前连贯而出，用流行的话说，就是向十七大献礼。”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和决心一直非常坚决和明朗，而且取得的成绩在国内外也有目共睹，因此最高检察院主办的这次展览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并有舆论认为，选在十七大前搞这个展览，寓意非常明确，就是十七大后中国反腐败的力度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在这次展览中，有13个部委参与。“如果国家预防腐败局在今年4月份成立的话，这个直属国务院的国家局，应该也是一个主办方了。”一位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分析说，中纪委、监察部这几年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深得民心。但回过头来看，由于最高反腐败机构一直处于反腐败斗争的前沿，强调“打击是最好的预防”，而真正的预防腐败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因此中央才下决心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在反腐败成果展期间，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挂牌成立，两件事情并列在一起的涵义就是十七大后，中央的反腐败思路要调整，在打击的同时，突出预防。现在的反腐败成果展名字叫‘惩治与预防腐败展览’，如果十七大以后再搞这样的展览，应该把预防放在惩治的前面，叫‘预防与惩治腐败展览’。这不是简单的顺序颠倒问题，而是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的重大思路调整。”一位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分析说，“预防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功德无量，但投入不会像打击腐败那样立竿见影，政绩不会那么突出，不能指望投入了就有成效。也许这一任领导投入了，下一任才有效果；这辈子投入，下辈子才能见成效。以香港为例，预防腐败工作持续投入了30年，才有今天的廉政效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预防腐败比查处腐败的难度更大。”

新中国首次举办反腐败成果展

      169159、196604、238.2亿，这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是2003年至2007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的案件数量、查处人数、挽回直接经济损失的金额。类似于这样的数字在“全国检察机关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展览”上还有很多。

      8月29日，由最高检察院主办的“全国检察机关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展览”在军事博物馆举行。展览时间半个月，到9月13日结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为内容的大型展览。

      “展览虽是最高检察院主办，但我们的反腐败体制具有中国特色，许多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特别是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都是中纪委查处后，再移交司法机关查处，而这个司法机关就是最高检察院。最高检察院可以自己侦查，也可以指定下级检察院侦查。所以，这个展览代表的不仅仅是全国的检察机关的反腐败成果，还有纪检、监察机关，还有法院、审计机关等反腐败的各个职能部门，因此，可以用‘十六大以来的反腐败成果展’这个说法来概括。”一位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告诉记者说，“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体制就是，中央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检察机关是这一反腐败体制中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

      这次展览共分为五大部分，一是“反腐倡廉，英明决策”。重点介绍了十六大以来中央确定的反腐败工作思路：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地位，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十六大以前，中央的提法是要“反对腐败”，而十六大报告则提出要“反对和防止腐败”，表明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越来越走向成熟； 二是“惩腐肃贪，执法为民”。在中央统一部署和领导下，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用实际行动昭示国家反腐败的决心；三是“以案为戒，警钟长鸣”。这是展览的重点，十六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干部就在此部分展出，重要的是展出了许多首次公开的内幕；四是“强化预防，消除隐患”。用最高检预防厅郝厅长的话说，下一步的预防就是要四个“专业化”：建立专业化的机制，运用专业化的手段，强化专业化的管理，建立专业化的队伍；五是“履行职责，任重道远”。重点是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9月4日下午4点多，当日展览即将结束时，展馆里还有不少参观者。“从昨天起，参观的人就特别多，一拨儿接一拨儿的。”一名讲解员告诉记者，“在展览开始前的半个月，我们就开始准备讲解内容。一段一段背诵，总共有几千字。”

      “讲解员主要为单位组织的参观团进行讲解。”最高检的一位官员表示，前来参观的人大部分来自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还有一些来自京外的参观团。对于此次展览是否在其他城市巡回展览，该官员表示，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外地观众一般没有必要来京观展了。”最高检下属的正义网一位编辑告诉记者，“在军博推出实物展览的同时，高检院决定同步在最高检的官方网站——正义网进行网上展出，这样外地观众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观看展览，并可以在网上留言。”

视频资料大多首次公开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虽然在最高检察院的官方网站上可以进行“同步参展”，所有图片和文字都是“同步”，但有一样核心的东西却不“同步”，那就是通过电视展播的视频资料。而这个展播由于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工作人员不让媒体记者拍照和录音。

      在电视屏前的三排椅子上，坐满了观众。整个电视展播共计28分钟，披露了8名省部级高官在法庭上痛哭流涕、深深忏悔的情形。“这些视频资料大多是首次公开，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一位讲解员对记者说，“如果整个展览都是媒体公开的资料，展览的价值就不大了。”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说，“我受贿1800多万元，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诚恳接受法庭审判。”因为有自首情节和检举立功，李嘉廷被从轻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还有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等省部级高官在接受司法机关调查、侦查、起诉和审判时的视频资料。

      按照最高检察院的规定，对这些省部级高官的侦查要比一般官员严格得多，必须全程录音录像，并确保安全。为了展示整个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的人权保障状况，并体现司法机关的文明办案，向观众展示了这些腐败高官在司法机关内的“千奇百态”：郑筱萸并不想死，他在悔过书中写道：“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自幼丧母，靠父亲一人的收入把我们五兄妹拉扯大。”“收了这些钱心里总是不踏实的，但每每安慰自己，这些朋友都是够义气的，两个人的事，只要不说出去，没人会知道，存在侥幸心理。”不一会儿，电视上出现了郑筱萸亲笔书写的“悔过书”：“为什么送钱的包括这些朋友都是药企的老板？很明显，我是管药的局长；为什么送钱的事都发生在1998年后？很明显，因为1998年后国家成立了国家药监局。我手中的权力大了，送钱的朋友实质上是冲着我手中的权力来的。”

      后来，郑筱萸忏悔的3句话成了“名言”：一是“我这个单位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二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三是“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曾经在官场上叱咤风云的王怀忠，即将走向刑场时，不禁声泪俱下。他也不想死，他想“做一个改过自新的人”，想想小的时候“连鞋穿都没有”，怎能舍得省部级高官的位置？“我对得起谁？对得起党吗？对得起阜阳人民吗？对得起我的家人和小孩吗？”说到这里，王怀忠摘去眼镜，抹了一把泪，继续哽咽道：从这个角度上，党和人民怎么处理我都不为过。

      王怀忠的领导——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从小也是一个苦孩子，即使来北京上大学了，也是拿砖头当枕头，后来经不住金钱和女色的诱惑，“我确实很悔恨，但悔恨已经莫及了，莫及了，我罪责难逃。”王昭耀痛哭，“我现在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而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在流泪时也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矜持，受贿702多万元，死缓，她认为是“放松了学习和思想改造的结果”。

十六大以来查处省部级干部29人

      一组组数字，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全方位地介绍了检察机关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展览共汇集图片700余幅、实物120余件、文字5万余字、重大典型职务犯罪案例72个、预防实例14个，以及13个部委与检察机关联手预防、加强内控机制建设预防腐败的措施和做法。

      这次展览的目的开宗明义：展示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取得的成就，以及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反贪惩腐的具体行动，以此对广大党员干部以启迪和警示，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信心。

      展览中的一幅曲线图最能说明展览的政治意图，“2003年至2006年职务犯罪的职级分类”图表显示：检察机关把发生在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职务犯罪作为查办重点，共立案侦查省部级职务犯罪29人、地厅级干部763人、县处级干部10431人、科级干部32626人。

      显然，此前一些媒体报道的“十六大以来查处16名省部级干部”的新闻是不准确的，因为来自最高检的数字应该是最权威的。十六大以来，共有29名省部级干部落马，并被移送最高检立案查处，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这次展览也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展览举办的第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等分别参观了展览。

      “选择在这个时间，在十七大召开前举办这个展览，应该有其特殊的意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对记者说，“这是对十六大以来检察机关工作的总结回顾，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我个人认为，回顾过去反腐工作时，也应该总结经验教训，要更多地看到问题和不足，改进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反腐工作面临的挑战还很严峻，目前制度反腐还存在很多问题，制度的有效性比较差，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提高反腐的效率，扭转目前打击重于预防的观念。”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这一届政府对反腐败问题是非常重视的，对预防职务犯罪也非常重视，中央确立了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反腐格局。这个大政方针很正确，平均每年查处的省部级官员有6个，说明反腐败的力度得到了加强。举办这样的展览，也表明执政党要建立一个廉洁高效政府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了十七大之后继续加大反腐力度。”

预防腐败比查处腐败的难度更大

      “这次展览期间，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成立，监察部长马馼兼任首任局长，是十七大前中央在反腐败决策上的两个重大举措。”一位检察官说，“突出预防腐败，特别是制度预防，应该是十七大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基本思路。”

      任建明教授认为：“打击腐败的基本战略组成部分是教育、打击、预防。教育不可能短期起到作用，教育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它要依赖于被教育者的自律。当然我们不是说教育不重要，它是一个长期要做的工作。打击只可能遏制腐败高发的趋势，产生威慑效应，但它不能从源头上解决腐败发生的体制原因。就像人体发烧，不断地用药物退烧，用冰块退烧等物理疗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你必须找到炎症，吃抗生素，人体的免疫系统在药物的帮助下，把细菌病毒消灭掉，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这三个战略中，预防是取得反腐败成功的核心战略。只有系统的预防制度建设，把腐败的发生率降下来，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

      胡星斗教授也认为，预防工作在廉政建设中是最关键的。他主张建立两个制度，一个是反腐败制度，一个是防腐败制度。“防腐败可以拯救一些官员，一些官员本质上并不是很坏，而是我们体制上存在一些问题。预防腐败还要放开媒体对官员行为的报道，从日常的小事就使官员受到监督，不至于发展到巨贪大盗。”

      胡星斗认为预防腐败关键有两点，第一是新闻媒体的监督和政府信息公开；第二就是领导干部收入公开。“如果能做到这两点，百分之八九十的腐败就被遏制了。”

      不少发达国家都有公职人员收入公开的制度，中国在这方面也有尝试。早在199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一直没有很好地落实。而且规定本身不具有可操作性，规定没有惩处措施，只是说要申报，但对方没有申报或者申报不实怎么去调查，哪个部门有权力调查，这些都没有下文。所以这个条例注定得不到落实。”胡星斗表示，“反腐败要出台各种细则，落实到实处，具有可行性。如果建立收入公开制度，又要建立财产实名制度，每个公民只允许用唯一姓名存款、购买房地产、购买股票。有了财产实名制度，对官员的财产就可以进行核查，收入申报公开才能落实到实处。”

      任建明认为，反腐败成功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把腐败的程度控制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毕竟人类社会不可能消灭腐败”；另外一个标准是，腐败程度低水平是可持续的，不能处在历史周期的循环中，“不能说过一段时间又有一个高发期”。“现在，这两个标准都没有实现。”

      胡星斗认为，反腐败还需要建立一个举报制度，制定《举报人保护法》。“目前中国《宪法》、《刑法》都强调对举报人保护，但没有具体的条款。制定《举报人保护法》，防止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现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如果官员有很多栋别墅，却没有如实申报，老百姓就可以举报，并且免受打击报复，还可以更换身份证，更换工作，甚至去另外一个城市秘密居住。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监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正如毛泽东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