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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安部和中国公安大学主办的完善侦查研讨会8月21日在京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会议上说，最近几年发现的若干重大错案，几乎都与刑讯逼供有密切关系。该如何避免刑讯逼供、保障人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认为，应加大对侦查机关的压力，在侦查阶段，引入律师在场才能讯问的机制。（新华网）
破解侦查过程封闭性弊端
□冯昌亮
“律师在场权”是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每次讯问时辩护律师均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辩护律师在场。
律师在场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监督侦查机关依法办案。当前我国司法制度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有立案监督、批捕时的监督等权力，但由于侦、控、审三方主体更多强调协调一致，共同作战，导致司法实践中，警、检关系极其密切。我国刑事诉讼中尚存在着重口供、依赖口供现象，而为了得到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个别侦查人员往往采取刑讯逼供或骗供、诱供等违法行为。律师在场可以最大限度改变以往倚重口供的情形，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受到各种非法因素干扰时出现自证其罪的情况，同样也可以监督侦查、起诉机关是否依照法定程序对涉案的其他当事人进行调查取证，防止非法羁押、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起码的人权。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张天奎
在美国，确立米兰达规则案件的裁决书中，联邦最高法院向警方重申了审讯嫌犯的规则：第一，预先告诉嫌犯有权保持沉默；第二，预先告诉嫌犯，他们的供词可能被用来起诉和审判他们；第三，告诉嫌犯有权请律师在受审时到场；第四，告诉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师，法庭将免费为其指派一位律师。这些规定后来被称为“米兰达警告”。
在美国，只要犯罪嫌疑人坚持要求律师在场的，没有律师在场就不能讯问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先前放弃律师帮助权，在讯问过程中又明确主张律师到场的，讯问必须立即中止，直到律师到场后才能够继续讯问。律师在场权被看作是嫌疑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除非他自愿、知情和理智地放弃这一权利。如果违背律师在场权的规定，将会被视为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严重侵犯，从而导致指控的无效。自1964年以来，联邦最高法院还增补了一项规则，即律师不在场时的认罪供述，由于侵犯了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不得采用。
目前不宜强调“律师在场权”
□丁利才
“律师在场权”虽是一项代表着法治进步的制度，但现阶段在国内推行的条件还不成熟。一是公民的法律意识还不够，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根本不想请律师；二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警察的刑侦设备等硬件条件比较落后，某些县、市地域广阔、交通不发达，造成了律师很难及时到达审问地点，而警方需要在第一时间了解案情。例如多人结伙作案中只抓到其中一人，这时就必须立刻就地对其讯问，以便得到线索，急时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而律师又都集中在较大的县市，在这种条件下律师很难及时到达偏远的地区参加讯问；三是司法资源有限。这个制度的成本太高，现有的司法资源有限，不足以支撑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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