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新京报》刊登了一则法律事件：来京务工的22岁河北青年默东，曾是北京田源纺织公司的员工，2004年底右脚因工伤事故致残，法院判决公司赔偿默东5万元。但法院没能帮助默东拿到赔偿款，默东因此与公司老板卢某积怨日深。去年9月3日，默东再次找到卢某索赔未果，持经过改装的射钉枪将卢某杀害，北京一中院一审判处默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起案件与2005年那桩引起社会热议的王斌余事件颇为相似。那时，王案引发社会各界对城乡二元体制下民工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也促使众多执法部门进行了某种职能缺位的调整。但是，默东事件再次说明类似问题仍不容乐观。　

      默东应担罪责，但其情可悯；卢某虽遭射杀，但应受道义挞伐。三年前，正值寻梦年龄的默东来京，希望通过诚实劳动获得常人的生活待遇。后因工作致残被确定为工伤。工伤损害的补偿标准明确，权利义务很清楚，但最终双方还是步入法庭对簿公堂。当法院再次确定补偿数额时，卢某依然漠视法院的判决，数次拒绝履行义务。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历经打工、致伤、评残、判决、讨债等诸多环节，默东吃尽了苦头，但他依然对法律和卢某存有希望。遗憾的是，卢某却践踏了规则，放弃了一次次机会，默东心中的杀机也在潜自生长。一定意义上，是卢某的赖账行为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的上演，也正是他自己的过错导致了死亡的发生。

      判决不能执行被讥讽为法律白条。这种现象屡屡发生，说明司法机关的无比尴尬、司法最后救济地位的动摇。在法治社会里，判决书是法院实现正义的载体。法律的最终实现，反映在对案件的判决和执行中。默东进城后，对偌大城市中广布的救济途径虽然生疏，但是，权利被侵犯后知道运用法律手段，证明他是相信法律的，相信法院能够公正裁判。但是，当判决书所确定的5万元变成权利画饼，基本的诉求成为镜中花水中月时，这一切都化作了愤怒。法院可以为执行难找出种种的理由，但对默东来说，理由只有一个：只想拿回应该拿回的养命钱，而法院不能帮助他实现这一合理的要求，他最后的希望破灭了。默东的杀人行为，足以引起司法者的深思。

      可以说，卢某对司法的蔑视导致默东选择了极端行为，而民事判决执行的无力却间接使默东承担起了“强制执行”的罪责。一方面，漠视司法者遭到了主张权利者的私力报复；另一方面，对司法失望而选择泄愤的人也受到了司法的惩罚。整个过程中，纠纷进入了诉讼程序，却又在诉讼外了断，司法体现了“公正”，也是最终的“胜利者”，可这种“公正”与“胜利”却只有堂皇的表象，形式的判决只停留在司法文书的表层上，没有转化为真实的权利救济；司法没有承担起有效狙击拒绝履行判决行为的职责，所主持的只是半吊子公道。　　

      司法是全社会共同拥有的公共产品，司法所构筑的是最后的救济防线。当权利人穷尽了可用的手段仍然无效时，如果最后不成其为最后，那又到哪里去寻找终极？如果司法这道防线也可以随意突破，那还到哪里去寻找实现权利救济的倚归？司法所建立起的秩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家园，它是固若金汤的城堡，任何人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果冲破法律规则成为一股暗流，甚至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在人们存在权利纷争时，根本不再相信法律，不去寻求司法救济，而宁愿选择自力解决的方式，那该是一种多么惧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