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高”公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超低价买卖房屋”、“妻儿挂名领薪”、“情妇收钱官员办事”等10种新型受贿方式，纳入法律惩治范围。

      其实，在“两高”出台上述司法解释前，我们的许多法官针对司法解释提及的问题，作出了与司法解释相同答案的判决。破如，浙江省龙游县水利局雷金富收受干股案，被法院认定为受贿。对照此次司法解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

      除了司法解释有规定的外，还有大量的案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肯定性规定，但法官仍然运用法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智慧断案的事例也不少。如湖南省新田县教育局原局长文建茂的“先贪后捐”案，一审判决认定文建茂公务开支和捐款部分为受贿款，但是二审对公务开支和捐款部分不认定为受贿款，最后，此案经过再审，又将文建茂公务开支和捐款部分认定为受贿款，以受贿罪判处文建茂有期徒刑3年。

      我们推崇法官运用智慧、运用法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而不是一味依赖于法律、依赖于司法解释来断案。就像没有出台此次司法解释，但司法解释提出的相关新型受贿犯罪，法官仍然要作出符合法理的判定。因为，司法解释要守护正义的边界，而法官更要做正义的“守护神”。

      尽管我们属于成文法国家，法官要依据法典来进行判案，但是“情无穷，法有限”，有限法律条文不可能列举出现实生活中种种情形。同样，司法解释当然可以对法律条文进行拾遗补缺，但是，司法解释也无法穷尽生活中的大量情形，更何况，司法解释有着严重的滞后性。

      法官不能做“自动售货机”，不能等着一边输入法条一边输入事实，最后等出判决，而是要能动地解释法条，运用法理、日常生活经验和智慧，在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下，通过解释法条，实现公平公正。就受贿而言，刑法只是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但是，很多所谓新情形的受贿，是否就得不到法律的处罚呢？显然不是。就收受“干股”问题，这种行为在各方面都符合普通受贿的犯罪要件，唯一有点区别的就是收受的对象是“干股”而不是直接的人民币，但“干股”也有价值，是“财产性利益”，当然应当包括在“财物”当中，收受“干股”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没有一点问题；再比如“情妇收钱官员办事”的问题，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这种情形与普通受贿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收钱的人不同，但只要是按照贪官本人的意思，钱交给谁并不影响受贿的构成。

      司法解释的出台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分清是非，减少纷争，守护正义的边界。但是，法官无论何时也是能动的，要自觉做正义的守护神，运用法理、日常生活经验和智慧来守护正义的边界，而不要一味依赖于司法解释。否则，我们真可以像一些人所说，电脑可以代替法官，法官们都下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