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向上还是向上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古路村（隶属四川省汉源县皇木区永利乡四大队）最早的上下之道，其实是在一个不能称其为路的悬崖上，只够落脚的坡台，陡峭之处是用木棍结成的梯，连木梯也不能搭建的地方则为藤绳。当时，人们生产生活必需品均靠人力抓藤攀岩上下运送，时而有人亡物毁的事情发生。上个世纪60年代，山下修筑成昆铁路隧道的工人发现当地人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后，便将木梯改建成铁梯。从翻天印，到赖子村，再到古路崖，直至古路村三组所在的金猪坪，除了一条只有几十厘米宽的悬崖小道外，便是这些近乎垂直的天梯。这是“天梯人家”与外界接触的唯一通道，20级铁梯与笔直的崖壁平行而立，铁梯向上正对着一片深邃的苍穹，而下面则是万丈深渊。

      2006年7月29日下午，古路村三组村民庆奇林专程从大渡河下河坪一个采沙厂赶来为我们做向导。背着我那个大大的背山包，他带领着我们走上了崎岖的向上无穷延伸的山道。这个健壮的21岁彝族小伙儿，当兵退伍后在成都干了三年的保安，属于村中唯一一个见过大世面的“文明人”。他在乌斯河火车站旁经营“彝家烧烤”的姐姐庆阿衣，理所当然认为他是我们最为合适的向导。事实证明，他姐姐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为了迎接我们，他早早就顶着烈日，在“一线天”路口等着。忠厚朴实的庆奇林，几乎让我终生难忘了。

      此刻，我行走在花岗石上。大渡河两岸壁立千仞的嶙峋危岩，以及与大地近乎90度接吻的雄奇险峻的绝壁，四处林立。我脚下的碎石不停滚落下悬崖，很久后才隐约传来石头落地的声音。

      我今天登山爬的是当地人称为“马道”的一条便道。在许多路段，“马道”与“天梯道”是重叠的，但因为要彻底避开直上直下的“天梯”，在另一些路段，马道便拉长了许多，弯弯曲曲，坡直道陡。

      在古路村六组所在的一个小小坪上，起伏的坡地上长满了茵茵绿草。坡底下，四户人家的房舍孤零零点缀在一片庄稼地中。“上面就是翻天梯岩了，大家休息一下。”其实庆奇林说这句话时，我们一行人，早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坐在了草地上。在我的眼前，是一座兀立的高山，它近乎平面的崖壁，像一副大自然狰狞恐怖的面具，又像金字塔上那高不可及的塔尖。最危险也是最艰辛的攀登之路，就集中在这个号称“天梯岩”的岩壁上。“我们全村男女壮劳力全动员了，义务从山下一包包把炸药背上山来，一个一个山崖地炸。又用背上来的凿岩机，在一个一个爆炸眼上，打洞挖路。”庆奇林回忆说。

“那一颗子弹”带来的沉重

      范晓是四川省地质公园与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中心的地质专家。在他眼里，以古路村所在地为典型代表的大渡河峡谷是一个旷世深峡，是堪与长江三峡雄峻风光相媲美的绝尘幽谷，两侧壁立千仞，千姿百态，如画如雕。他这样形容自己面对这个峡谷时的情景：“在第一时间，你就被它震住——就像一颗子弹打穿你的心脏。”

      坐在毛绒绒的青草坪上，当烈日烤得我几乎变成了漫无边际的沙漠中跋涉的一位苦行僧时，我想起范晓的这句“名言”。我估计他是从美学角度考虑的，而此时的我，是从身体角度，从涨痛的头颅、酸痛的下肢，从疯狂涌出的汗珠与干裂的嘴唇的角度，真真切切看见了“那一颗子弹”的来临。四周有些山风，大地静寂得如一张雪白的纸。而太阳借机在上面肆无忌惮地书画起来了。

      在山崖的一处洞穴中，我们遇见了下山的村民庆绍强。这个强壮的中年男子坐在洞穴口边休息，他脚穿一双破旧的胶鞋，胶鞋旁边放着一个竹背篼，竹篼上沉沉压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包装袋，里面装着他下山用以换取大米的20斤新鲜花椒。他要背着沉重的竹背篼，一步一步走下山，赶在天黑之前，又要用竹背篼背上几十斤大米，翻山越岭，一步步向上，走回自己的家。

      坐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上，庆绍强面无表情遥看着对面高耸的大山。在他的视线与大山之间，平躺着一条一百年前引起英国探险家及植物学家威尔逊极大兴趣的大峡谷——大渡河大峡谷。它西起汉源县乌斯河，东至乐山市金口河，地跨四川乐山市峨边县、雅安市汉源县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峡谷东西宽17公里，南北长26公里，谷底宽一般70至200米，局部小于50米，谷肩最大宽度约8公里。峡谷从海拔3225米的毛壳山一泻直下海拔550米的白熊沟，落差达2675米，比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还深542米，而我国的长江三峡也不过才一千多米深。

      靠在崖壁上，庆绍强打开随身携带的水壶——一个城市中已很少见的绿色军用水壶，水壶很陈旧了，外壳上被磨损得只余下星星点点的绿漆。他小心翼翼，很节约地喝了一小口水。

迎向灵光闪现的夜晚

      朦胧的夜色，像一块向下浸润着的水帘。村庄凉意渐浓了，山风也变得更为强大和肆意。在庆奇林家屋外的平坝上，我听见坡下核桃林阵阵的涛声，这是落日前向日葵与太阳最后的合奏。

      天完全黑下来了，村庄也完全沉寂下来了。庆奇林的父亲庆少强在妻子李国贤打着的一抹昏暗的手电筒光照射下，麻利地点亮了油灯。对于这个年平均收入不超过200元的村落而言，夜晚的照明，也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庆家屋内只在客厅里点了唯一的一盏煤油灯，其他房间因此更显得黑洞洞的，毫无光亮。“就这样，我们一个月也要花近20元钱的油钱，现在，煤油太贵了。”庆奇林用手拨弄了一下餐桌上的灯盏，点燃了一支我递给他的香烟。

      这顿晚餐，几乎是庆家所有美食的大汇合了：一大盘老腊肉，两大碗清煮的当地人称为“夹夹菜”的豆子，一大锅热气腾腾的雪白的米饭。李国贤坐在厨房门口的木槛上抽着烟，聚精会神看着狼吞虎咽的我们。谁碗中的米饭快完了，她一起身，马上一大勺米饭便添到了谁的碗中。

      “不行了，再也吃不下去了。”连吃两大碗米饭后，我摆起了手。耳背而被家中及村民称为“聋子”的庆少强几乎发火了：“你们这么远上山来，到了我家，饭还是要吃饱的！”这是整个夜晚，他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整个夜晚，他开口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大概是闻到了腊肉的香气，几只狗不时窜进庆家的大门，在饭桌旁来回游荡。李国贤边骂边向外驱赶着这些“不请自到”的不速之客，最后，无可奈何关上了大门。

      走出庆家大门，无边的天际上高悬一串明亮的星光，大山与村庄就像一个婴儿，被这遥远而夺目的光簇拥着，庇护着。这是上苍恩赐给一个村落的火把，是笼盖在一群命运抗争者头顶的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