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涉嫌重大受贿，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被捕两个月后，该校原党委书记吴国民也因涉嫌受贿被逮捕。湖北省检察院有关人士披露了案件的详情，校长刘光临的“落马”，源于校党委书记吴国民的举报。（6月1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王继学

      我们相信，如果不是武汉科技大学原校长刘光临与原党委书记吴国民之间很大的矛盾，如果不是吴国民以“樊府哲”的名义向湖北省检察院反贪局寄送举报信，如果不是办案人员在揭开刘光临受贿内幕的同时，也顺藤摸瓜揪住了吴国民腐败的尾巴，吴国民大抵是不会哀鸣自己“搬起石头砸到自己头上”的。

      由此想到，曾经轰动全国的河南交通厅“三任厅长前腐后继”案发后，也曾有不少干部顿足长叹：“连续三任厅长栽倒，就栽在班子不团结上。如果班子团结，也不会斗来斗去，你倒下我也倒下了。”

      从“搬起石头砸到自己头上”，到“连续三任厅长栽倒，就栽在班子不团结上”，一边是一位由高校党委书记变为阶下囚时沮丧的哀号，一边是不少旁观干部的顿足长叹，谁知他们竟然不约而同把贪官败露的原因归咎于“贪官内讧”，难道这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不可否认，现在官场存在这样一个“潜规则”。本来，一些领导职位的设置，应成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却成了“腐败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或者“配合默契”，集体分赃；或者利益共享，互让方便；或者各怀鬼胎，把柄互握，在腐败基础上大搞“内部团结”。这种“团结”，在把江湖习气带进官场的同时，也必然使制度安排中的监督机制沦为一句空话，甚至出现了四川省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为了保乌纱帽不得不受贿”的怪现象。因此，面对这样一些腐败堡垒，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内部出现问题，是难以从外部攻破的。这就如武汉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国民所说，“我如果不说，也许学校的事出不来”。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把贪官落马归咎于“贪官内讧”了。

      需要警惕的是，一些腐败分子会从不断发生的此类事件中“吸取教训”，他们为了谋取私利而团结一致，为了防止罪行败露而抱成一团；他们不会再干“搬起石头砸到自己头上”这等傻事，不再会有“斗来斗去，你倒下我也倒下了”的结局。他们会把“异己”变为“患难与共”，把利益之争化作“同舟共济”。如此一来，贪官们的乌纱帽可以照戴，既得利益得以保全，法律惩治得以逃避，贪官自然大可高枕无忧了。这也说明，反腐败斗争异常艰巨和复杂。

大学校长也难抵权力的诱惑

□傅达林
 
      对于承载知识与净化心灵的“象牙塔”，原本是远离腐败的清静之地，应该是这个社会上最不容易出现腐败的地方了。然而，武汉科技大学校长书记的双双落网，再次将近年来盛行的高校腐败推向极致。

      权力能带来至高的荣誉、社会地位和唾手可得的利益，然而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个人一旦手中的权力多了，平时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就很难确保其心智不会被权力所“牵引”，最终失去自我而沦为权力的“奴仆”。校园里滋生出腐败，我以为同样也是“权力惹的祸”，即便是深居知识海洋的人，也终究无法脱离权力的诱惑。

      大凡懂得权力制衡的地方，都十分重视对权力行使者的监视。比如在香港，大学的校长往往扮演的是一个“募捐者”的角色，其主要职责就是利用自己的名誉和影响为学校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资金和其他教育资源，至于这些资金和教育资源如何支配，校长则无权作主，而是通过学校的董事会或由师生组成的代表会决定。此般权力的分解，在阳光化的运作下，腐败的空间必然所剩无几。

      遗憾的是，国内大学不仅没有类似的民主管理机制，而且管理模式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行政化”色彩，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反过来弱化了大学自治的基因。在“行政主导”模式下，高校的财政、人事乃至教师的晋升前途都系于学校领导个人之手，校长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因此，院校内的腐败遵照着官场内的腐败路径，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腐败频发暴露高校治理结构缺陷

□李克杰

      近年来，各地高校职务犯罪案件频频发生，涉案金额之大，违法违纪情节之恶劣，涉案人员职务级别之高，令人瞠目。

      不可否认，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和整体规模的扩张，高校基建规模急剧扩大、可调配的资源明显增加、参与市场经济越来越频繁，加之盛行于社会许多领域的商业贿赂“潜规则”，都成为高校滋生腐败的重要催生条件。但依笔者看，腐败案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高校的治理结构普遍存在严重缺陷。

      高校治理结构缺陷的突出表现，在于高校内部集权化，权力垄断，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近年来不断扩大的高校自主权，一方面使高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决定权，基本脱离了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护”，使高校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而另一方面，在“监护人”撤手的同时却没有建立健全高校的自主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民主监督的结构，由过去的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旋即变为学校书记校长“决定”，在高校内部反而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缺乏外部监督、高度行政化和集权化的管理阶层，权力膨胀、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在所难免。

      在国外，高校的权力是一种“准公共权力”，其权力内容中一部分属于行政授权或委托，一部分则属于自治权。由于高校是一个独立的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实体，因此不能指望教育主管部门承担起主要的监管责任，特别是对于高校的内部管理，教育行政部门不能指手画脚，横加干预。一个自治体的有效运转，依赖一个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比如董事会管理、教师工会及学生社团等内部监督，这样可以弱化学校高层管理者的权力，减少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机会。对照我国高校的治理结构，其差距是非常巨大的。这或许是我国高校职务犯罪高发的一个很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