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适用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其目的在于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活动，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刑诉法第53条的规定，取保候审既可以采用提供保证人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交纳保证金的方式进行。从近年来司法实践的情况看，采用后一种保证方式的案件数量在逐步增加，保证金担保将渐趋成为一种主要的保证方式。
 
    科学合理地确定保证金的数额，不仅关系到取保候审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功效发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司法机关的严格执法。正基于此，《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家六部委联合发文）第22条指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保证金保证的，由决定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保证金的数额。”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75条也指出：“保证金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况，综合考虑确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4条规定：“采取保证金担保方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经济状况和涉嫌犯罪数额，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1千元以上的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起诉指控犯罪的性质、情节、被告人的经济状况等因素，决定应当收取的保证金数额。”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上述关于保证金数额应如何确定的规定繁多，仍然没能有效根治司法实践中保证金收取颇为混乱的状况。其突出表现就是保证金数额的确定存在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由此造成了所确定的保证金数额在不同地区、不同司法机关、不同案件、不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之间仍然严重不平衡，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三五万元，甚至达到数十万元之巨，司法工作所要求的公平性、规范性、统一性由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上述诸项规定的相关内容存在“瑕疵”，主要有：第一，在确定保证金的数额时，要求综合考虑的因素过多，不仅包括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涉嫌犯罪数额等“案内因素”，而且包括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经济状况等“案外因素”。事实上，要考虑的因素越多，就越容易产生随心所欲的情况；第二，保证金的上下限不甚明确，诸项规定中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了保证金的最低限额为1000元，其他各项规定中既没有规定保证金的最低限额，也没有规定保证金的最高限额；第三，刑事案件的具体案情尽管千差万别，但在程度上毕竟可以划分成轻重不同的一些类别。与此相适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时，确定的保证金数额亦应具有一定的幅度界限，但上述诸项规定均付之阙如。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关取保候审保证金数额的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亟待对其加以改正。
 
    究竟如何确定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数额？笔者认为，总体来看，既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低则难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形成有效的约束力，起不到应有的保证作用，过高则与取保候审这种强制措施的轻缓性不相适应，甚至会出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宁愿被羁押，也不愿意被取保候审的尴尬局面。根据当前的司法实践状况，笔者认为，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数额限定在3000元至8万元之间比较适宜。在此前提下，笔者主张只以将来可能判处的刑罚为标准，设立三个层级的保证金幅度。为何只以将来可能判处的刑罚为标准？是因为案件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涉嫌犯罪数额等“案内因素”实际上都是和将来可能判处的刑罚相联系的，都是量刑时要综合考虑的因素。具体设计时，可作如下规定：“对于将来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交纳的保证金数额为3000元至两万元；对于将来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交纳的保证金数额为两万元至5万元；对于将来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交纳的保证金数额为5万元至8万元。”这样规定，既能够使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决定保证金的数额，又不至于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余地太大而导致失控，有助于在保证金数额问题上实现平衡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