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毕业生武小锋，去年 7 月毕业后因户籍问题一直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农村老家卖糖葫芦。 2000 年 7 月，武小锋以全市理科状元的身份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大连市一些企业资助下，武小锋苦读 5 年，获北大医学学士学位。毕业前夕，武小锋跑了北京市多家卫生医疗单位，却因没有北京户口而未能如愿。

 
　　 一个类似于当年卖猪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的悲剧再一次在人们面前上演。同当年北大人陆步轩一样，武小锋的境遇一经媒体报道，立时引来一片争议之声。在中国，北大多年来都占据高校排行榜的最前列，“北大人”这样的称谓，足以让每个普通人的心中产生某种敬意。也正因如此，当年操起屠刀的陆步轩以及现在举着糖葫芦的武小峰的命运，都吸引着无数人关注的目光。

　　 武小锋与他的师兄陆步轩的经历几乎相同：陆曾是县里的文科高考状元，武曾是市里的理科高考状元；陆曾因工作失利而不得不当起了屠夫，武也因求职屡败而不得不卖起了糖葫芦。武小锋的辉煌从下面的一句话里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那是我们方圆几百里的骄傲啊，考上北大那还了得，毕业还不得上国务院工作啊？”

　　 现在，陆、武二人被划归“失意的北大人”。

　　 对“失意的北大人”，人们关注他们的境遇，是基于一种所谓的“文凭崇拜”心理。在中国，高等教育还属于“精英教育”，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北大人”身上赋含的知识和文化素养，都决定着他们相较于普通社会群体来说，仍然是属于高素质人才。同时，谁也不会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人才已经多得需要让“北大人”去卖肉、卖糖葫芦的程度。

　　 所以，对“失意的北大人”，我始终反对以诸如“才子平庸”的视角来解读。我以为，“失意的北大人”，昭示的实际上是某种就业环境的扭曲与异化，是民权与民生的某种不和谐状态。

　　 我觉得，“失意的北大人”的命运随时都可能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譬如，武小峰的要求很低，工作只要和自己的专业沾边，月薪 1000元以上就可以。可是，从北京到大连、沈阳，他一路求职，一路碰壁。而在北大期间，他刻苦学习，顺利毕业，获得学位。如果我们以为通过媒体站在公众面前的这个“北大人”是个特例，那么，如果置于整个社会范畴来审视，他这样的有知识、有文凭的“失意者”，难道还是特例吗？这难道不足以让我们反思今天我们的就业制度和机制本身的公平与公正吗？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还未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其中有这样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例子：“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 2.1倍。”这说明，“家庭资本”在人们就业发展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现实生活中，种种对公民就业权、劳动权的肆意侵犯行为，都说明，人才的失意，不是因为人才本身的智力与能力的弱化和消解，而是因为相关的就业制度存在某种缺陷，公民劳动就业权利得不到保障。

　　 从这个意义看，“失意的北大人”武小峰，应该作为我们今天就业制度和就业环境下一个令人悲怆的“缩景”。在他们的身后，究竟还会有多少人才被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和特权所“扭曲和挤压”，还会有多少人的命途步入“失意的北大人”的路径，这恐怕才是我们最需要理性解读的视角。

“北大人”为何不能卖糖葫芦？

　　 为什么武小锋就一定要找到工作？或者说北大的毕业生为什么不能失业？难道仅仅由于北大的招牌？难道就业市场的规律对北大的毕业生不起作用吗？北大的毕业生有什么理由超越就业市场的规律呢？要知道，现在距武小锋 2005年7月毕业的时间还不足一年，也就是说，现在是其非常适合找工作的时间。仅仅由于北大的毕业生，难道就不能和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一起去找工作吗？笔者相信，其他重点院校的往届毕业生中不乏没有找到工作的精英。

　　 武小锋没有找到就业单位不是因为歧视，恰恰相反都是出于正常的原因：编制问题无法解决。那么公众何以接受不了北大毕业生失业的现实，以致众多单位对其抛出绣球呢？笔者以为，正是公众的精英期待意识和北大学子的精英意识的契合才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

渴望就业机会均等

　　 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武小锋求职北京多家卫生医疗单位失败；而辽宁省一些医疗卫生机构拒绝他的理由是“编制已满”。因为没有北京户口遭到拒绝无疑有失公正，而所谓“编制已满”，众所周知一般都是拒绝没有背景人员的常用借口。假如武小锋不是生在农村，假如他有个当官的好爸爸，武小锋还会卖糖葫芦吗？

　　 生在农村，家庭贫穷没有背景，是武小锋难就业的重要原因。有北大学生这样感慨：“考大学靠自己，找工作靠爸爸。”大学生们十分渴望就业机会均等，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反对地区和行业歧视。全国公开招考公务员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但还有一些规定限制了大学生就业，如户口限制。在就业问题上，公平是第一位的。要让所有的大学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一个社会应该是正义的社会，而正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所有职位都向所有人同等开放。所有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就是机会平等。尽管必须承认人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社会进步的必要“不完美”，但这只能建立以人人机会平等为前提的基础之上。因为机会不平等而制造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差别，不但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而且损害社会正义原则，必定导致社会的非正义。

　　
　　 当前人们都在争论公平与效率孰应优先的问题。其实，只有公平才能为每个人提供同等竞争机会，才能使人才与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因而有利于促进效率。所以，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没有公平即机会平等，每人的地位与财富不是依据人的才能与努力而是依据权势与“后台”来确定，社会效率与财富总积累也难免遭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