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土机来了。”任思鸿：“我睡得好好的，你逗什么呢。”寒冬中，艺术家任思鸿回忆起那场风波依然清晰。
那是2005年11月15日，清早，任思鸿就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真要拆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一连六个朋友的电话，都告诉他，“推土机来了。”“我马上觉得，这下是真的了，坏了。”任思鸿火速赶到索家村国际艺术营，这里，有他刚刚从朋友那里租下不久的工作室。
这已经不是任思鸿第一次接到艺术营要拆除的消息了，艺术营的艺术家们显然已经对提前两天得到的消息麻木了，他们没有做任何可能被拆除的准备。“当时来了很多法警，法警们并没有很明确说明是封锁消息拆除的，但是他们动用几辆警车堵住了门口，禁止人员出入，从小桥那边（大约距离索家村艺术营500米）就不让车辆通过了。”雕塑家杨韬这样跟我们描述当时的情景，“被拆的那边，像尚扬这样的老艺术家，一生的精华就在自己的那间画室里了。尚扬的学生想把画作亲自从屋子里搬出来，但遭到了法警的严辞拒绝，后来还引发了争执。”
这边，一个外国艺术家，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看着法警喝闷酒；那边，一个上海艺术家，穿着立领的中山装，在法警中间走来走去。“警察看我，我看他。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我自己的家，自己的院子，我就蹿来蹿去！”
任思鸿站在法警和艺术家中间喊了一嗓子：“今天怎么没有‘李大钊’！”
几个月前，这里曾经上演过百名艺术家用SOS的行为艺术保存“北京国际艺术营”的活动。与此同时，一篇名为《百名艺术家签名呼吁挽救“北京国际艺术营”》的文章见诸网络，称:“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拆除我们这么一个新成型的艺术营？我们恳切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与艺术家接触，倾听我们的心声，做先进文化的保护者和推动者而不是摧毁者！”
著名艺术家包泡发出了强烈的呼声：“推土机来了我第一个上！”
时隔数月，推土机真的来了，包泡在强制拆除的第二天就搬离了艺术营。“警察抓人的，我没有上！我问他们，你们拉这个线（警戒线）怎么不跟我们打招呼？警察说，几个月前就打了。”
一个循环十年的艺术悲剧
“这其实是一个循环的悲剧。”陈丹青这样描述，“从圆明园艺术家被驱赶，到后来有了宋庄、798、索家村，整个过程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社会的容忍度、接受度也在提高，但是却很不幸遇到了一个法律问题。”
著名艺术评论家杨卫也发文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今年是2005年，十年前的1995年，一个名为‘圆明园画家村’的文化村落被强行取缔，从此在地图上消失。十年一轮回。今年，又一个名为‘索家村国际艺术营’的文化村落遭此厄运，被推土机强行推倒，化为了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同样是在秋天，同样是在万物凋零风飕飕的时节，两幕惨淡景色的对接，不禁使人怅然，令人伤感。”
如果说十年前的圆明园画家村是因为容纳了太多“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被取缔的话，那么今天则是不负责任的商人瞒天过海,东窗事发又“挟艺术家以令政府”,终被法律所制裁。中国的艺术家群体在十多年的变迁中，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艺术从与主流社会相隔膜到融入社会各个角落，艺术家们以不同的方式不断谋求生路，如履薄冰地行走在体制尚未健全的艺术大潮之中。尽管在今天的索家村艺术营中，容纳了众多体制内甚至具有官方身份的艺术家，但是当代艺术的自由价值观念还是为官方所诟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纽约决定大规模改造苏荷为现代化商业区，但经过长期争论，纽约市长终于决定全部保留苏荷区旧建筑景观，并通过立法，以联邦政府的名义确认苏荷为文化艺术区。几年时间内，苏荷文化艺术区帮助纽约成了世界艺术中心，但北京的国际艺术营似乎远远没有那么幸运。
“北京和纽约根本没有办法比，纽约政府专门立法，使之完全合法化，而北京全部是艺术家自己在那弄，北京的规划中从来没有考虑艺术，从来没有过。”18年美国游学经历让陈丹青对此不无感触。
建筑非法不是艺术的非法
索家村的非法性是无法回避的，但它的非法不是艺术上的非法，而是艺术营的建筑本身。
当年，北京高又高公司从索家村村委会手里租赁下这片55亩的农业用地，盖起了那些层高7米的准备用做仓库的房子。但直到被北京市城管部门的卫星监测仪扫描，才发现这是一片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违章建筑。高又高公司决定开发一个类似798的艺术家创作空间，并把它命名为“北京国际艺术营”，是在艺术家李刚的建议下进行的。
其实在2004年初房屋建设开工不久，崔各庄乡规划科就得知，该艺术营项目未经规划和审批，于是发出了“停工通知单”。但经过高又高公司的协调，一个月后又复工继续建设。
2005年5月11日，崔各庄城管分队向高又高公司送来《拆除决定书》。5天后，高又高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递交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重新审议。
就在工程刚刚开工、违规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艺术营的招租工作却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从2004年3月开始招租，短短半年时间里就有126名中外艺术家入住艺术营。
2005年6月10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下达了强制执行拆除的通知。
在这个过程中，高又高公司向艺术家隐瞒了艺术营的非法性，直到6月12日，艺术家们才知道艺术营将于16日上午9时后被强制拆除。高又高公司总经理黄志高说：“那时，我们希望暗地里找找关系。”而租赁土地给高又高公司的索家村村委会则表示，没有及时告知，是怕住户知道了影响不好。
这个时候，很多艺术家已经在这里安家，而且为自己的工作室投入了数万元的房租和装修费用。于是后来就出现了艺术家们在地上、墙上刷了各种“SOS”求救信号，并围坐在地上反对拆除艺术营，进行保存“北京国际艺术营”百名艺术家签名活动。
活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几天后，传出“出于文化建设的考虑，暂时不拆除艺术营”的消息。于是，高又高公司又向艺术营的业主收取了下半年的租金。艺术家继续在这里生活，几个工作室又开始继续装修。然而好景不长，11月15日，朝阳区法院对艺术营执行了强制拆除。
艺术保护和政府规划孰轻孰重
不可否认，这件事情引起广泛关注缘起于艺术家。艺术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之上，使得艺术家本身具有了道德冲击力。“（事件主角）如果是官员，大家会拍手称快；如果是老百姓，大家会同情；如果是艺术家，大家会掂量掂量；但如果是福利社，估计就拆不了了。”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主任毛寿龙教授这样说，“但迟早是要拆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么，保护“艺术”的名义，与政府的规划管理，到底孰轻孰重？在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教授的交谈中，姜教授也谈到，索家村国际艺术营是未经许可的违法建筑，拆除是合法的行政行为。但是依法行政的更高要求就是要看是不是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而不是符合法律的条文。就这件事情来说，可以考虑罚款、修改和拆除三个方案，尽量选取损失最小的方案。
政府的公权力具有至上的权威性，拆除违法建筑本不是问题，但处理结果却能反映出政府的管理智慧。中国非常缺少像798、宋庄、索家村这样的艺术阵营。
“40年代徐悲鸿留法，80年代陈逸飞留美，而现在发达国家的艺术家主动到中国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北京即将成为世界文化之都，这是历史发展规律。巴黎、柏林等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艺术家聚居地，但从来没有像北京这么大规模，发展这么快。”包泡说，这才是索家村事件的关键，“中国政府对当代艺术的发展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对艺术的接纳也还需要时间。”
我们应该从国外的艺术发展模式中借鉴些什么呢？
陈丹青说，我们的国家从综合实力上讲还是不能跟发达国家比，我们需要解决的事情还很多。我们的法已经借鉴过来了，关键是政府把法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不关心艺术可以，但艺术家自己搞起来的东西就最低限度让他生存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