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现象必须加以制止，不然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腐败。”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连建伟
    “小项目大讨论、大项目小讨论、特大项目不讨论，这种状况必须改善。”——全国政协委员瞿世镜
    “某些政府领导和政府部门只想增加手中的审批权和管理权，而不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负责。”——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江苏省主委陈凌孚

问责“重大决策”

    一座乡政府有多栋办公楼，里面有亭台楼阁；一座只有三层的镇政府大楼居然还安装了电梯！类似的现象让全国政协委员叶大年院士痛心疾首。2007年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委员的一本相册在代表委员之间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本总共有133张照片的相册，是叶大年委员的同事、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院士提供的，照片记录的是全国各地包括经济落后地区的政府豪华办公楼、大广场、大学城等让人瞠目结舌的豪华楼堂馆所。

    “这是陆院士组织的一个项目，他组织了一批年轻人，并亲自率队赴全国各地调查。我是政协常委，在一两个星期以前就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我看到报告里说到要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和楼堂馆所的建设。我就跟陆院士说，这个报告要力争在两会前送到中央去。”3月14日，叶大年委员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个中原委。

    “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与文化有关系，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建造过程本身就缺乏监督。重大项目的决策做出一定要更科学、更民主，不然就可能造成失误，造成巨大浪费，重大的建筑物和公共设施是公共财政投入建设的，应该纳入财政预算，而且有些应该提交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叶大年委员说。

    “除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行政机关严重铺张浪费问题之外，我们还需要高度重视由决策失误造成的巨大浪费。”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俞云波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每年“拍脑袋”决策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时甚至比贪污受贿更严重。

    “当前一些行业和地方仍接连出现违反科学决策、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形象工程’、‘污染工程’等问题，导致一些政府投资打了水漂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造成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现行政府投资决策程序不完善，问责机制缺乏。”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表示。李利君在表达自己对决策失误造成浪费的观点的同时，联合民盟及湖南省的数十个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政府投资科学决策程序和问责机制》的提案。

    针对一些地区领导决策轻率浮躁，造成损失后又因为领导干部已不在任，责任难以追究的情况，连建伟等1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也联名提交了提案，建议在全国实行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领导干部对重大决策事项的提出、实施以及结果的全过程负责，造成重大损失，不论时间过去多久，也不论决策人是否调离原工作单位，均应视情节追究其责任。

    在上述委员提出提案的前后，全国政协委员何小平建议，要完善决策机制，确保决策科学有效；全国政协委员钟起煌则从操作层面提出：应建立重大决策“不可行性论证”制度。政府决策问题一时成为两会的关键词之一。

重大决策失误比贪污受贿更可怕

    原河南郑州市惠济区委书记冯刘成，在任期间作为主要负责人，决策建造了拥有6幢豪华办公楼、一个巨大的半球形会议中心的惠济区委新办公楼楼群，该楼群占地520亩，引起全国轰动，影响极坏。

    近年来，一些原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接连爆出校领导滥用权力、失职渎职并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如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未经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批准将公立学校巨额资金炒股，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讲起决策失误造成的危害，全国政协委员、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连建伟认为，这种决策造成的浪费现象必须加以制止，不然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腐败。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是服从真理，四把手是没有真理’。这些话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多少也反映了一些现实情况：在决策过程中，党政一把手的作用至关重要。很多时候最后的决策都是由一把手来拍板决定的。这势必将重大决策与一把手联系起来。要做出好的决策就需要一把手有很高的水平，当一把手的水平高时尚且好说，如果不高的话那么百姓就会很苦，国家也就可能受损失。”连建伟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出血热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朱智勇也在连委员的提案上署了名。他说：“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就拿我们浙江来说吧，前不久西湖边上一所高校的大楼被爆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一座用了十多年的高楼就要炸掉呢？除了现在的规划需要外，还表明以前的决策是有些问题的。其实，杭州还有两所高校的大楼也先后爆破了。为什么当时在盖楼之前就不能多进行一些论证，看得更远一些呢？”

    去年6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曾指出：“领导人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更严重。”他说，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元被查处大家拍手称快，但有的领导大笔一挥造成决策失误，可能一下子就损失十几亿、几十个亿,比贪污受贿更可怕。陕西省榆林市一位副市长在他的题为《一个副市长眼中的基层行政十弊》的文章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腐败。”

    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危害更加触目惊心。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2年全国审计机关查出由于违规担保等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了72.3亿元的损失；2004年，在他们对10家中央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中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等涉及经济犯罪的金额为16亿元，而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竟达9倍之多。2005年的审计报告又指出，当年1至11月，全国共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涉及金额2900多亿元，损失浪费问题金额也达150多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损失浪费是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

    同时，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的15年间，我国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至5000亿元。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10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不少行业和地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

    “某些政府领导和政府部门只想增加手中的审批权和管理权，而不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负责。”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江苏省主委陈凌孚委员曾在2006年两会时对此提出批评。

    陈凌孚说，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权责不匹配，除非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官员一般无需为管理的失误、过错担负具体责任，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不良倾向和不正确的政绩观也由此产生。之所以发生政府的“越位”、“缺位”及“不到位”，一方面有利益的驱动，另一方面是缺乏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度。

    陈凌孚委员指出，决策失误问责制度的缺乏，导致的是决策轻率，失误频频发生；投资不讲效益，浪费严重；形成巨额债务，包袱扔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