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被“公证”成了死人,而且还给他凭空“公证”出了一个妻子。这个事件成了公证界的丑闻,并以其事件的离奇引发公众的极大关注。有人指出,这是一起被放大了的事件。然而,其背后暴露的却是整个公证行业的信任危机。
2006年12月22日,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副主任李勇从北京回到了成都。他的北京之行是到司法部律师公证司汇报工作,汇报的内容是最近令他们焦头烂额的“死亡公证”事件。
“我们受到了司法部严厉的批评。”李勇有些沮丧地说,“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公证处也是人人自危。”
李勇所说的“死亡公证”事件,源于一个被公证死去的人7年后复活了。
扑朔迷离的“死亡公证”
2006年9月19日,成都市金堂县农民杨世和来到成都市律政公证处投诉科,出具了身份证等证明材料和一份投诉材料。
“我还活着!”杨世和向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强调自己没有死。他要求撤销该公证处7年前出具的一份公证书,那份公证书把他给“公证”死了:杨世和已经在1996年7月死亡。
杨世和知道自己被公证“死于10年前”纯属偶然。2006年9月初,由于孩子迁户口需要复印一套住房的资料,杨世和来到成都市房管局查资料,不料查出了7年前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公证他已经“死亡”的公证书,而且还给他凭空“公证”出了一个妻子——严春英。他在当时卖出的一套房产则被“妻子”严春英继承。
杨世和向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展示了这份(99)蜀公证字第04668号继承权公证书的复印件。公证书上明确地写着:被继承人杨世和于1996年7月在成都市死亡……被继承人婚后无子女……被继承人杨世和的上述遗产由妻子严春英一人继承。
得知自己被公证处宣布死亡后,他接连几天晚上都做噩梦。而凭空多出来的“妻子”严春英也令他莫名其妙,他并不缺妻子:他先后结过两次婚,两任妻子中,并没有严春英的名字。至于现在公证出来的“妻子”严春英,只是杨世和出售的那套房子的买主。
杨世和一直以做小生意为生。1996年5月,杨世和以金牛区白果林小区的一套自有房产作为抵押,向金堂县白果农村合作基金会贷款4万元。后来由于生意失败无法按时还贷,合作基金会于1999年将抵押房产作价13万元卖给了严春英,双方签了《买卖房屋合同》,卖房所得除还贷外,杨世和得余款6万多元。
然而,这一正常的买卖合同,在公证书中却变成了先死亡后继承。
接到杨世和的投诉后,成都市律政公证处急忙就此事进行调查。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公证卷宗,就连卷宗编号本上的原始记录也被人涂改。事件顿时变得扑朔迷离。
此后,当年办理此公证的公证员,现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副主任尹显伟承认,该公证是自己在1999年作出的,但拒绝透露更多的内容。杨世和则多次找到尹显伟理论,双方为此甚至发生肢体冲突,最终杨世和将尹显伟面部打伤。
就在尹显伟被打的当天,“神秘失踪”的公证卷宗终于被找到了。成都市律政公证处主任说,卷宗是尹显伟主动交出来的,是他自己密封的。
被打5天之后,尹显伟请了病假,再也没来上班。
“死亡公证”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了舆论对这份公证书的质疑。有媒体报道,是严春英给了尹显伟5000元钱后尹显伟所做出的虚假公证。
质疑迅速上升到了对整个公证行业公信力的拷问。有网民大发感慨:“当公信力被当成了换取个人利益的筹码之后,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更有论者认为:“中国的公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菜市场。行业的极度趋利化,催生了种种‘另类公证’与违法公证。”
到底谁在作假?
质疑和调查的同时,最终率先开口说出情况的还是严春英。
面对媒体的不断发问以及四川省司法厅调查组随后的询问,严春英沉默一段时间之后终于说出了原委。
1999年,严春英购买杨世和的二手房需要缴纳3万元的过户费,而一家中介公司表示他们帮忙去办理房产证可以少花钱。于是严春英给了中介5000元报酬,此后中介公司将其带到成都市律政公证处的前身四川省公证处,办理了上述公证,用费用低廉的继承规避了高额房产过户费。
对公证的具体内容,严春英却表示毫不知情,她否认自己曾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公证员告诉她在哪签字,她就在哪签字。她也不知道公证材料中竟然把她公证成了杨世和的妻子,更不知道自己是“继承”了杨世和的房产。
12月25日,压力中一直沉默的尹显伟接受了《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的采访,他的叙述中,是不同于先前媒体报道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
“1999年,我办公室来了一男一女,要求办理公证。女的是严春英,男的估计是中介公司的人。他们提供了身份证、户口簿、产权证,以及四川省金堂县精工铸造厂出具的杨世和已经死亡,其妻是严春英的证明。于是我就给他们进行了办理。”尹显伟回忆。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办理是有问题的,这一点我承认。我确实应该对他们提供的材料进行实地的调查了解,但是我没有尽到职责。”尹显伟同时强调,自己先前和严春英等人并不认识,除了办理公证的费用400元钱以外没有收取对方任何费用,更没有此前有媒体报道的接受严春英5000元钱的情况。
“我当时完全是按照程序来的!每一步手续都有,并且由当时的副主任批准了的。”尹显伟越说越激动。他提到的那个副主任已经于2001年辞职离开了公证处。
“接到投诉时,我对当年的事情记的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的档案管理比较混乱,卷宗确实是一时没找到。但在查验卷宗编号本时,我发现那个编号是自己使用的,心里非常害怕,于是把编号涂掉了。这一点我确实做得不对。”尹显伟还强调,卷宗最终被找到与自己被杨世和打伤无关:“卷宗是10月20日下午1点左右找到的,我是下午3点左右被杨世和打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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