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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为何对官员出国培训表示不满?

  美国成了中国官员培训基地,政府出境经费年年超标,中办、国办不得不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干部出境、出国活动开支》的通知。毛寿龙教授认为:“我们现在的官员出国行程不公开,所以问题很多,老百姓意见也很大。”而北京市长王岐山则在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讲了一个颇具有讽刺意味故事:“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7月31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民众为何对官员出国培训表示不满?

□王继学

  近年来,各省市组织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出国培训、学习、考察,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打造外向型领导人才的一种重要途径。然而,让人尴尬的是,当前的官员出国培训热,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少的非议。有的认为,“新洋务运动正风靡政坛,去哈佛不如去延安”;有的认为,“出国考察就是出国旅游,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有的认为,“体制不同,国情不同,取回的‘经’难免南橘北枳”。为何公众对官员出国表示如此不满?

  其实,群众的不满和非议是有原因的。近年来,太多的鱼龙混杂的官员纷纷走出国门,假借学习、培训、考察之名,行参观、游览甚至“开洋荤”参与色情、赌博等违法违纪活动之实,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腐败方式。有媒体报道,近年来,中国腐败官员携巨款外逃的事件不断发生,而这些人当中一部分已经假借学习、培训、考察、旅游之名逃到了海外,分散在很多国家。

  不仅如此,再看看那些热衷接纳中国官员的学习、培训、考察目的地国的教学安排吧。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介绍,在未来的3年内,中国将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按照“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打算,在今年为来自中国的约1万名公务员安排“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从这明显带有利益冲动的“观光”和“购物”上看,明摆着是要在中国官员身上大捞一把,如此鱼目混珠的教学安排,怎能不让公众心生“浪费钱财”想法?那更不必说,中国高官在哈佛培训7周的学费为每人20万元了。

  更有甚者,有的国家干脆把培训中国官员当成了向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关平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主任周孙铭教授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指出:“我们一向都鼓励新加坡人来参加我们这个项目。来参加我们这个班可以认识到中国高级干部,跟他们建立同学的关系。以后我们的国营企业、我们法庭机构要去中国开分公司或投资,他们就有这些校友帮忙。”当地媒体更直接指出,本地企业要熟悉中国政府部门的运作模式和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进而顺利赶搭中国经济顺风车,其实无须舍近求远,完全可以在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就地取材”,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这种花我的钱、办你的事的赔本买卖,怎能让掏了钱的纳税人满意?

  因此,当人们把鱼龙混杂的出国培训官员和鱼目混珠的外国培训基地联系起来,由此产生的不满和非议难道不也是正常的吗?

中国官员筹集出国经费太容易

□季度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让世界了解中国”节目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山东威海市的崔市长利用隔洋视频电话现场和美国来特蒙德的女市长艾文对话各自城市的发展和市政问题。中国的崔市长和美国的艾文市长的年龄都差不多,威海市在历史上是个小渔村,是近年才发展起来的一个海滨城市,现在的工业基础也还很薄弱。崔市长之所以要和美国市长对话,主要的目的是学习别人和宣传自己的城市以及广招外来资金和人才;相比之下,美国来特蒙德市是微软等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应该算是个很肥富的城市了。当威海市市长邀请她来中国访问的时候,这位像个家庭主妇的胖市长笑呵呵地说道:我这个市长要到哪里去,必须得到本地企业的赞助,他们是纳税人,他们很在乎市长是否会乱花他们的纳税钱。所以,如果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我现在还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来。这时,威海市的崔市长按照平时的习惯立即大方地说:你来中国,我们给你报销费用。

  来特蒙德市与威海相比,它应是富庶豪奢的繁华之地。然而他们的市长仍不敢四处溜达——即使连发展经济、推销形象的大帽子也不敢乱戴。

  这个故事可以充分说明,为什么中国会有大量的官员出国学习考察了,因为出国的经费来得太容易。

出国培训也应公开和透明

□王俊杰

  官员出国考察,其实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福利待遇,级别不够,或者所在部门不重要,就可能没有机会公费出国。出国考察如此,出国学习也是如此。与官员出国考察一样,官员出国培训也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安排谁去而不安排谁去,为什么安排你去而不安排他去,都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并且是个别人说了算。媒体多次报道过官员借出国考察之机收受贿赂甚至叛逃国外的事例。

  要消除公众的疑虑,首先必须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对申请出国培训的官员进行资格审查,并组织参加统一考试,名单确定后要公示,将被安排出国官员的基本情况、出国就读的学校、培训的内容、培训费的数目、培训费用等在媒体上公开发布。这样,公众对于安排某个或某一批官员出国培训是否合理,有无必要或多大必要,以及培训费是否过高等问题,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同时也可防止个别官员借机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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