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强说，在这次审查中，检察官很在意两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权力带人？你有什么权力喊增援？”
 
    虽然身着警察服装，开着警车，但包括唐伟强等人在内的当晚出警的巡逻民警，几乎都是通辽市公安局的招聘民警。按照内部规定，没有正式民警带队，招聘民警不能独立执法。
 
    事有凑巧，6月15日前，防暴大队的大量正式民警被公安局抽调去参加封闭式培训，治安巡逻任务落到了招聘民警的身上。
 
    唐伟强说，面对检察官的质询，他曾和对方探讨：“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不管，万一打出大事来，这算什么行为？检察官说，‘是不作为’。”
 
    这次审查草草结束。
 
    当天晚上，检察院扩大了审查范围。6月15日晚第二批赶到现场的巡逻民警石勇被叫到了科尔沁公安分局。事发当晚，石勇从张韬、张健的朋友苏和的手中夺下了一根伸缩式警棍。在回防暴大队的途中，与张韬同乘一辆警车的石勇见其不断用脚踢车门，于是将其按住。
 
    17日下午，唐伟强、张洪生、王志伟、石勇、王哲5名巡逻民警被带往科尔沁检察院。当天下午被刑拘，羁押至通辽市河西看守所。
 
    检察院讯问笔录卷宗显示，检察机关希望从口供中得到一个结论：防暴大队队长黑春风打了张健。

    但5名巡逻民警都没有作出这样的供述。
 
    黑春风觉察到了逼近的危机，这个特种兵出身的警察说检察院“不按套路出牌”的调查，让人很绝望，他于是开始逃亡。17日当晚，检察院的3台警车悄悄布置到黑春风家周围的巷子里时，他已经躲起来了。

辗转关押后被判罪

    在被关押到河西看守所后不久，王哲供述：我看到唐伟强打了张健，石勇在车上打了张韬。而事实上，6月15日当天，在唐伟强与张健有直接接触的时候，王哲还没有赶到事发现场。

    这个27岁的年轻人在作出上述口供后被取保候审。而他的另外3名同事则被关押至2007年3月24日。

    在9个多月时间里，唐伟强和石勇被先后辗转关押到4个地方。在被从河西看守所转押至科尔沁中旗保康看守所后，唐伟强说检察官对他“耍了手段”。

    “他们说石勇已经放了，只要我承认3件事，也可以给我办取保。”唐伟强说，“这3件事是：承认我打了人，供认石勇和黑春风打了人。”

    第二次被转监时，唐伟强发现石勇并未被释放。

    频频的转监，被当事人认为是检察院的一种手段。据石勇说，一名副检察长曾警告他，如果他不老实交代，“我们让你住遍内蒙古所有的看守所，让老犯收拾你”。

    2006年9月底，通辽市检察院开始着手安排起诉，该案的审查起诉最后被交给了该院的下级单位——科尔沁左翼后旗检察院。

    此案前后两次在科尔沁左翼后旗法院开庭审理。公诉机关指控3名被告“明知自己无独立执法权，在没有正式警察和请示领导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将被害人（张韬、张健）带回防暴大队，在限制人身自由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殴打被害人，致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后果，已经触犯刑法，应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注意到，起诉书中关于张健“轻伤，十级伤残”的结论，在法院的判决书中被认定为轻微伤。据了解，张健伤情经过了两次鉴定，轻微伤是第二次鉴定的结果。张健的具体伤情为：头皮裂伤。

    被告人辩护律师当庭作了无罪辩护，认为3名被告人当天将张韬等人带回防暴大队是履行职务行为，没有正式民警在场不是当事人造成；当天被告人通过对讲机群呼功能呼叫增援，领导未予以阻止，应视为默许；张韬、张健在被告人赶到之前，已与赵占成等发生殴打，公诉机关将两人的伤情全部归咎于被告人，事实不清。

    法院支持了公诉机关的控诉观点及要求。后旗法院下达的（2007）后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写道：作为招聘民警的三被告人虽在执行公务，但遇到突发事件时，明知自己无独立办案权，应当请示领导而未请示，擅自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且有殴打情节，其行为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鉴于三被告人的主观动机非为个人恩怨而是执行公务，且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轻微，可以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法院最后判定，3名被告犯非法拘禁罪，免予刑事处罚。第二天，法院对3人予以取保候审。

司法“丑事”的连锁反应

    “谁知道下一次碰到的会不会是检察长的儿子？”有巡逻民警这样说。据透露，曾积极投身于通辽社会治安巡逻的招聘民警，在“6?15”事件发生后常把警车开到偏僻的地方躲起来，或者“东边干仗（打架斗殴），我往西边走”。

    为了补充警力，通辽市公安局在获得市委、市政府批准后招聘了大量“招聘民警”，他们没有独立执法权。这最终成为通辽市检察机关控诉“6?15”事件3名当事人犯下非法拘禁罪的主要原因。

    检察院的强硬态度，促使公安局冷落并最终放弃了为该局执行公务而被羁押的3名招聘民警。坊间认为，这是公安局在这场风波中采取的“丢车保帅”策略。与公安局态度转变相对应的是，“6?15”事件案第一次开庭时，科尔沁公安分局派了一名副局长到庭旁听；第二次开庭时，再无人问津。

    3名在事件发生之后承担了全部风险的招聘民警，每月只有420元工资。他们和其他的招聘民警一样，总是冲在当地社会治安工作的第一线。

    据透露，张继勋和张亚明高调介入“6?15”事件的行为，曾受到通辽市委有关领导的劝阻。通辽市政法委书记辛金山曾在电话中与张继勋激烈争执，但效果甚微。

    2006年6月19日的一次意外，稍微改变了这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这天上午，防暴大队的40余名招聘民警集体着装，列队，向市委走去。

    这一举动拯救了黑春风，也拯救了可能牵涉其中的公安系统的其他领导干部。当天，通辽市委召集公安局和检察院开协调会，有关领导明确表态：不准再扩大事态，不准再抓人，已经抓了的要放掉。

    不久后，检察长张继勋平调至呼伦贝尔市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的儿子张韬，也不再是共青团通辽市委的办公室主任。

    4月2日上午，春光明媚。通辽市委一名常委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这是通辽的一件丑事，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它掺杂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