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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西部、东部、东北，四大区域板块近十个地区同时发力争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谁将成为第三个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结果目前尚是未知数。“争夺”背后隐藏的除了各地对发展的渴望还有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甚至更直接的经济利益。
地区间的角力
“湖南一方面在快马加鞭，尽早争取国家将长株潭城市群批准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另一方面省内3＋5城市群也在抓紧规划兴建。”3月21日，湖南省发改委改革处处长黄吉向外界透露。
争取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湖南省来讲已经是一个箭在弦上的问题，湖南省去年6月就向国家发改委申报设立长株潭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然而，与湖南省有着同样想法与举动的省市并不在少数。甚至这样的想法与举措在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被放大了，众多代表与委员纷纷发言，为自己支持的“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候选地区鼓与呼。
一场“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争夺战已然全面展开。
“我们希望国家能将长株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3月3日，也就是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开幕的当天，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就行动了。当天，由胡彪牵头的联名提案——《关于将长株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议》提交到了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案组。
3月5日，38位来自湖北的全国政协委员向国务院建议：在武汉设立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的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一天，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国家支持沈阳沈西工业走廊开发建设的建议”也被来自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给大会，其核心内容是请国家批准这一区域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3月10，海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上书国务院，建议将海南列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的第三个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作为一亿人口大省的省会城市，郑州的发展事关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整体推动和中部地区崛起的全局。因此，把郑州设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向大会提交了3份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把郑州设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议。王文超认为，如果郑州设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的重大改革可以在试验区内先行先试，进行突破性、原创性的改革，将有利于提升中原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有利于推动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实施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有利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建议国家考虑将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列为国家区域开放合作综合改革试验区。”3月13日，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常委彭钊在本次政协会议发言时提出设想。竞逐“试验区”的还有深圳、重庆市、广州、三亚、成都……
缘何争夺
中部、西部、东部、东北，四大区域板块近十个地区同时发力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其最后结果虽然尚未可知，“争夺”背后隐藏的除了各地对发展的渴望还有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甚至更直接的经济利益。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许多专家看来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但是，与老特区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建立，因而，完善这种经济模式又需新的试验探索。
地方“申新”的热情缘于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示范作用，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这里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则创历史规模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经济模式改革的助推效应极大，对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实质是对经济“特权”的争夺。
有专家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使命。尤其滨海新区的设置，着眼点在于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出发，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武汉市政府参事、武汉理工大学博导胡树华说，“试验区”将有一系列配套政策，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正因为如此，很多省市都希望抓住这个机遇，搭上快速奔驰的列车。
胡树华说，过去的改革开放更多停留在经济层面，而随着社会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面临一些体制方面的制约，“试验区”就是探索通过更全面的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他举例说，比如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垄断行业垄断价格等，这些问题的根本还是体制问题。“试验区”的核心就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寻找治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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