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报端不断出现党外干部进入决策层的消息。12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更有“北京市换届新信号：党外干部加快进入决策层”的长篇报道：让不是党员的人也能够进入核心领导层，既体现了执政党的宽阔胸襟，而且也是直面现实的理性选择。

    党外干部进入决策层并非最近的新创造，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的。那时，从中央最高层到基层都有很多党外人士担任主要领导干部。譬如，张澜担任国家副主席，黄炎培担任副总理，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伯钧担任交通部长，罗隆基担任森林工业部长，张奚若担任教育部长，史良担任司法部长，章乃器担任粮食部长等等。直到1957年开展所谓“反右派斗争”后，这种模式才逐渐改变。文化大革命前后，不许党外人士进入决策层则达到了顶点。

    所以，现在的干部政策和人事改革方向并非新的发展方向，只是回复到党的正确的传统政策上来。

    从理论上说，任何国家的执政党拒绝本党以外的公民进入任何决策领域，使行政、立法、司法等各个部门的主要官员只由本党党员担任，本党以外的人甚至连副职也不能担任，这是错误和有害的。国事乃全国国民的共同事务，每个国民都有权利通过合法程序与方式参与决策和管理，怎么能排斥执政党以外人士而由执政党全部包揽呢？而这种人为的体制和政策的有害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它限制了人才资源的发掘，无法充分调动成千上万的非中共党员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因素，执政党不可能把所有有用之才都吸引到党内去，这些人因此不能进入决策层或主要领导岗位，当然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人才资源浪费，不利于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

    从政治和心理上说，排他主义政策最容易造成党派之间、个人之间的隔阂和不满，只不过迫于执政党的主导地位不敢明说而已。有些人不甘呆在决策圈和主要官员队伍之外，于是不得不要求加入执政党。这就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入党做官”论产生的由来。而其后果之一，就是党内产生了很多并非真正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只是为了当官才入党的机会主义分子。

    所以，非执政党人员分享决策权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担任各个领域的官员包括正职，是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尤其是当我们提出要使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时候，更需要发扬全体国民特别是有创造和管理才能的人的积极主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