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青年出境打工，后来便与家里失去联系，其父母绝望中正要到法院申请宣告儿子死亡时，他有了音讯。只是他签合同的公司没有将他回国的消息告知他父母。

    2006年12月25日上午，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正在审理一起拖延了一年多的劳务合同纠纷案。坐在被告席上的是烟台市芝罘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原烟台市芝罘区经贸委），原告郑奇因精神疾病发作被送进医院，在原告席上，是原告的法律援助代理律师曹长春。其父母被他发病时打伤，躺在家里冰冷的土炕上，期待着这起官司的宣判结果。

船去开普敦后再无消息

    2006年12月25日，烟台市芝罘区法院当庭宣判，被告烟台市芝罘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下简称“外经贸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郑奇医疗费、误工费等各种损失共计20余万元。

    听到这个消息，郑奇的母亲李翠英既没有高兴，也没有哭，多年的辛酸历程已经耗尽她的眼泪。她认为20余万元的代价不能换取孩子一生的幸福。

    “俺孩子非常孝顺，看到家里太穷，就放弃学业，出国打工。”李翠英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讲述了10年前的儿子。

    郑奇出生在威海乳山市北江村。父母原本都在乳山市农业局良种厂工作。后来因郑奇的母亲患病卧床，整个家庭背上沉重的债务。郑奇从记事起，就体味到父母支撑家庭的辛苦。

    1996年，已经辍学务工的郑奇获悉出国打鱼收入不菲。为了给病床上的母亲治病，他决定出国挣钱。

    通过外经贸局下属的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芝罘分公司，郑奇与台湾立宇国际服务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3年的劳务合同：出国打鱼期间无探亲假，月工资135美元，除个人领取50美元外，其余工资在出国满两年后由外经贸局通知家长来领取。烟台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芝罘分公司是芝罘区外经贸局（原芝罘区外经委）于1993年4月设立的企业法人单位，法人代表孙殿荣为芝罘区外经贸局内部工作人员。

    出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郑奇交了押金以及手续费，共计8000元，并于1996年10月15日由公司安排前往台湾。

    临走时，郑奇的父母强忍着泪水送别儿子，让儿子放心出国打工。

    出去后，一直没有孩子的音讯。1997年3月，李翠英夫妇接到儿子寄来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信。

    “他信上说，自己马上要随船到南非开普敦打鱼，等到八九月份返港后才能给家里打电话。”李翠英边哭边抚摩着当时随信寄来的几张照片。

    李翠英说，照片上的郑奇比离开家时明显黑瘦了许多，原本白皙细长的手指也被繁重的劳作磨炼得粗壮。看着孩子为家流离他乡，李翠英心里难受，对儿子的思念之情也更加强烈。

    但是，自此郑奇再无音讯。直到2001年底，李翠英再次见到日夜思念的儿子时，郑奇已经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

    眼下的郑奇胖胖的，脖子、手腕上各戴着一串黄金色链子，眼神迷离。李翠英说，链子是在集市上买的狗链子，而郑奇则把他们看作古代皇帝佩戴的黄金。

回国后没人通知家人

    “为了找儿子，俺和他娘攒点钱就坐车到烟台打听。”郑奇的父亲郑卓林讲述了寻儿之路的辛酸。

    李翠英因为始终没有等到儿子的消息，也没得到公司领取工资的通知，便让郑奇的父亲前往烟台打听。
　　
    心急的郑卓林为了尽早获悉儿子的消息，连夜赶路，结果途中遭遇车祸，大腿被撞断。就这样，打听儿子消息的事情被拖延了半年。
　　
    1998年5月，李翠英毅然从病床上爬起，只身到公司打听儿子消息。
　　
    在李翠英频繁上门追问的情况下，时任公司经理的王永利告诉她：郑奇精神出现问题，已于1997年8月离开船回国。
　　
    王经理的说法在台湾立宇公司发来的机票传真上得到印证：郑奇同一名叫赵以清的四川人一起从南非开普敦乘坐飞机，经纽约、香港转机，返回广州。
　　
    “找到赵以清后，他说在广州白云机场下机后就与郑奇分开了。”郑卓林说。
　　
    既然儿子已经回国，那他现在何处？失望的郑奇父母不断地来往于乳山和烟台之间。可等来的结果却是：1999年，公司因没有年检被烟台芝罘区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后来干脆被注销。无奈之下，李翠英又将寻找儿子的希望寄托在芝罘区外经委上，毕竟郑奇的合同上有外经委的印章。
　　
    但两年过去了，郑奇的父母多次在外经委碰壁，而郑奇依然杳无音信。后来与郑奇同船打工人员透露，郑奇在船上屡遭欺负后精神出现问题。
　　
    郑奇失踪4年后，在众人的劝说下，郑奇的父母向乳山市法院申请宣告儿子死亡。2001年11月13日上午，一个内蒙古电话重新唤醒了李翠英的心，电话是从遥远的边防总队锡林郭勒盟支队阿巴嘎旗边防大队打来的。那天，乳山市农业良种厂的领导跑来报喜：郑奇找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