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这个称为‘做卷'，一说做卷，法院内部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法院工作了 18 年的老法官毛书铭，向记者披露了长期暗藏于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内部的“做卷”秘密：为完成法院规定的案件数，基层法庭在没有正式受案过程情况下，自交诉讼费，凑人名，自按手印，伪造案卷凑数。

　　毛书铭说，从 2002 年至今，在没有足够案源、正常案件无法达标的情况下，多数派出法庭采用这种“做卷”方式完成任务。“做卷”的数量最高时能超过千件，而近两年来每年也超过百件。

任务下到各法庭

　　“做卷”始创于 2002 年。

　　当年年初的海伦市法院全院工作会议上，院长姜立波布置了一项特别任务：要求各法庭在正常案件基础上，年底前须完成 100 件民事案件和 60 件执行案件。接到任务的包括法院民、刑等法庭和分布于下辖 23 个乡镇的 7 个基层法庭。

　　海伦市是个县级市，辖区内 80% 是农村人口，经济欠发达，发案率较低。此前，全市每年审理的案件数也就一千多起。 2002 年每个法庭一下子增加 160 件案子，也就意味着，全院当年一共要多出 1000 多件的办案任务。

　　多位法官告诉记者，院里之所以下达这样的任务，一方面是为了工作成绩，更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到保证编制的需要。“案件数上来了，才能增编，保证人员，不然上面得撤编、合编。”

　　接受记者采访时，姜立波院长默认了这一说法。但他反复强调，这并不是向法庭下指标，只是根据实际情况传达的工作任务。法庭能完成最好，完成不了也没关系。他认为，“一个法庭多完成 160 件案子，不是什么难事，案源肯定够，就是工作效率的问题。”

　　不过，一些庭长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下任务要考虑有没有这么多案源，当时 7 个法庭每年正常办案的数量都不超过 200 件，到哪里去弄这么多案子？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到这里，某法庭庭长的语气颇无奈。

　　那么是不是真的“完成不了也没关系”，多数庭长也是另有理解：“领导下的命令，你不做不达标，年度考核评模晋级没你的事，谁敢不完成？那就是死命令，有意见你敢说吗？不做收拾你。”

　　压力之下， 2002 年底，布置到各法庭的 160 件案子任务，多数圆满完成，全院审理案件总数一下比前一年增加一倍多，达到了 3000 多起，工作业绩十分突出，当年被绥化中院授予“全市人民满意的法院”称号。

　　这一任务延续到 2003 年，同样取得积极效果，法院完成案件数稳步上升。到了 2004 年，黑龙江全省取消农业税，农村的清欠案件大大减少。在此情况下，海伦市法院下达任务改为一年各法庭需“审理完成 200 起案件”，而 60 件执行案的任务仍然不变。

　　对此要求，姜院长的解释是，按照上级法院的要求，基层法庭如果一年案件数不足 200 件的，要进行撤并。他为了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要求下属法庭“要多办案，快办案，以缓解法院经费紧张的局面”。

　　于是，“ 200 件的案件任务”延续到今年，成为海伦市法院各法庭一年固定不变的工作目标。记者了解到，这两年来，除了东边景法庭 2005 年未完成任务外，其他法庭都超额完成了案件数。

三等功的背后

　　2006 年 6 月 1 日，海伦市伦河镇伦河人民法庭档案室。

　　一份“ 2002 年立案登记簿”展现在记者面前，编号从“ 131 ”到“ 230 ”，加起来正好是 100 件。在一大摞民事案件立案登记簿中，这本立案登记簿十分显眼，登记簿上显示的信息颇有一些规律：

　　案件原告一律为某某村村委会，而被告的名字都是该村的农民，一个村被告少则十几，多则 30 个；案子的诉讼标的清一色不超过 1000 元，立案时间集中在 10 月到 12 月，结案方式多数为“调解”。

　　“里面的案子基本是‘做卷'，都是当年年底到各村去，由村委会整理一份村民名单，注明欠村里农业税多少多少，然后用现成的诉状，让村委会盖上章，回来统一做卷，手印有的书记员摁，有的审判员就给摁上了。”

　　时任伦河法庭庭长的毛书铭说，登记簿上的 100 件民事案件，少数几个是真实的案件，有完备的受理过程，其他的案卷，都是做出来的。为了使“做卷”与正常案件有所区别，编号从 131 开始专门单立一簿，之前的 1 到 130 号案件为当年法院正常审理的案件。要辨识真卷和假卷，非常简单。

　　“这样的卷非常好看，都是一个模子下来的，一个诉状、涉案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内容都是一样，只是名字不一样，做得非常整齐，一本卷半个小时就做出来了。”

　　毛书铭透露，这 100 件民事案和正常案件一起，当年年底全部上交到海伦市法院统一归档。交卷时法庭自己垫付了每件 50 元钱的诉讼费。所以案件标的都不超过 1000 元，因为超过 1000 ，诉讼费就要增加了，法庭垫付的也要相应增加。

　　为了核实毛书铭的说法，记者从案卷编号为 131 到 230 的立案信息中，随机抽出一名被告为西伦村村民“马福”的名字，案由登记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记者在西伦村，顺利找到了马福其人，但是问到 2002 年的清欠官司时，他一脸茫然。马福表示，自己是村里的组长，当年农业税都是带头交的，并不知道自己曾被告上过法庭，更没有见过应诉通知、撤诉、调解等法律文书。

　　为此，记者又找到正在建房工地上的西伦村村长甄士久，向他打听此事。一听说是清欠，他马上反应过来，表示当时正式起诉的也就是象征性的一两户。因为如果按人名交诉讼费，他们没有那么多钱。但是为了配合法庭办案，村委会给提供了所有清欠户的名单，村里的一些领导干部也当作人头凑了上去。

　　法庭拿到名单，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按照法律程序，一项项做出案卷内容。伦河镇沿伦村农民胡佩福经历过“做卷”的紧张时刻。一天夜里，他被伦河法庭叫去帮忙摁手印。法庭的书记员说，要赶着把案卷都做出来。

　　通过这种方式，伦河法庭在一个月时间内，高效完成了上级指定的 100 件民事案件，在 12 月底交齐了案卷数。由于 2002 年完成任务积极，伦河法庭当年被授予三等功。

　　“心里也明白这个三等功是怎么得来的。”毛书铭自嘲。

心照不宣“做卷”

　　记者调查了解到，通过“做卷”完成任务，伦河法庭并不是特例，类似做法在别的法庭同样存在。

　　海兴法庭一位老审判员证实，法院每年布置的任务数，他们也都是由法庭统一给做的。

“大部分是真名，但没办这个案，有这个诉讼费，自己掏的，做一个假案花 50 块钱，顶多半个小时弄出来。这种案子都不让审判员做，书记员咔咔就给造上了，订上归档完事。”

　　这样的案子，多数都来自农村的清欠。在丰山乡丰合村，村民朱文、郭金荣就曾成为案件的主角。两年前因为欠缴几天农业税，她们先后听说自己被村委会告上了法庭。虽然是被告，但官司跟她们没什么关系，所有的法律文书，都没有递交到手里过，更没有交过什么诉讼费。

　　“欠交或晚交税费的村民多得很，反正后来都交了欠款，实在没交的肯定是交不起。法庭帮村委会要债，这样的事年年有。什么时候告到法庭的我们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吓唬一下村民呢。”

　　法庭如此办案，要完成上级任务，确实不难。据了解，海兴法庭最多的一年，办案超过 400 件，至今这个数字仍是法庭办案的最高纪录，被海伦法院多次予以表扬。而经记者确认，通过“做卷”完成任务，在基层法庭中普遍存在。目前 7 个派出法庭中，承认做过卷凑数的法庭就有 4 个。对此法庭具体工作人员并不隐讳，甚至是公开的秘密。法院内部分法官也都表示听闻过此事。

　　据伦河法庭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2004 年以后在上级法院衡量总数的情况下，法庭需要通过“做卷”机动补齐 200 件案子的任务，案源多了少凑、案源少了多凑。去年伦河法庭“做卷”大约四五十起。这两年的“做卷”，都不再正式登记进入法庭民事案件立案簿。

　　对于去年的“做卷”情况，记者通过海伦法院内部一位法官从审监庭调卷后得到粗略统计： 2005 年除东风法庭未“做卷”外，其他六个法庭都有凑的案子，最多的达到五十几件，少的也有 30 来件，内容都是民事案件，例如收欠收贷、农村简易纠纷。

　　未完成 200 件任务的东风法庭副庭长解释，他去年下半年才调去东风法庭，当时庭长有病，自己刚去情况不熟，再加上诉讼费他不可能垫，所以没有完成 200 件指标。但他强调，东风法庭也就去年没完成，前几年都完成了任务。

诉讼费转嫁给农民

　　“做卷”带来的直接危害，是加剧了农村法庭的高收费。

　　毛书铭告诉记者， 2002 、 2003 年多做 160 件案子，每件诉讼费 50 元，一共额外增加了 8000 元的诉讼费上缴任务。这对于正常案件一年诉讼费才两万多元的法庭来说，是不小的负担。所以各法庭都通过提高办案收费，补齐“做卷”要上交的 50 元诉讼费。

　　按照规定，正常的离婚案诉讼收费是 50 元，其他工本费用、实际支出费用加在一起也不应超过 150 元，但经记者在伦河镇、百祥乡、丰山乡走访调查，这些地区的离婚官司辖区法庭一次性实际收费都在 500 元以上，最高的能达到 650 元。

　　百祥乡百祥村村民邢国富反映，去年年底她和丈夫打离婚官司，到法庭一立案就交了 560 元的费用，也不给开收据。收到离婚通知书后，又交了 50 元的送达费；而此前早一年离婚的同乡村民司昌伟离婚，花了 500 元。

　　伦河镇北伦村村民高和与妻子离婚，闹上法庭，也是一次性交费 560 元，至今判决书也未拿到手里，两夫妻倒是已经和好。

　　对此收费现状，记者在海北法庭、海兴法庭工作人员处皆得到确认：这几年基层法庭的离婚案收费，一律都在 500 元以上。而在伦河法庭，记者无意中翻看到今年尚未上交的几份离婚诉讼案卷，发现卷内皆贴上了诉讼费 50 元的收据。这样的收据，多数的离婚当事人本人也未曾收到过。

　　根据统计，目前伦河法庭一年 60 起左右离婚案件，能占到总体案件数的 50% 以上，其他法庭也多数是这个比例。那么每年一基层法庭在离婚案件上的收费，保守估计就达到 3 万元以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庭庭长告诉记者，早几年海伦乡下法庭离婚官司收费还只是两三百元，后来看到附近青岗已经收到 500 元，就学了过来。如今高收费的情况在海伦及周边一带普遍存在，有些地区比海伦收得还高。

　　据了解，除了离婚案件，基层法庭其他案件的收费标准也都不低。例如，沿伦村农民胡佩福因一起买卖房屋纠纷到法院起诉，标的额为两万的房屋，案件收费竟然达到 900 多元，让他大感郁闷。

　　海兴法庭一法官用“乱收费非常严重，触目惊心”来形容目前基层法庭的办案收费现状。而法院内一领导也向记者透露，去年海伦市法院一派出法庭被群众举报高收费问题，后经省纪委调查，查实了至少几十万的高收费黑洞。

　　“具体‘做卷'、收钱的是我们，承担责任的也是我们。可是上面法院不给法庭下拨办案经费，连盖楼钱都要自己出，法庭变成自负盈亏，吃住、办公、油耗、取暖，所有都是自己管，逼得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毛书铭认为高收费根源出在上面法院。

　　一位基层法官也对记者抱怨：“上级法院只知道对法庭下指标、收诉讼费，连省财政厅拨的建乡下法庭的款项，海伦法院都要挪用来建法院办公楼。”

　　7 个派出法庭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凑齐“做卷”上缴的诉讼费，另一方面还要自己想办法攒足办案经费，甚至是为达标，自筹建法庭款。种种压力之下，不得不通过官司高收费，想法设法从老百姓身上要钱，少数法庭也通过这种手段自肥腰包，最终苦了的是当地年均收入仅三四千元的普通农民。

司法统计的秘密

　　通过“做卷”完成指标，又通过高收费凑齐上交的诉讼费，如此恶性循环，形成基层法院的畸形发展。令人惊讶的是，对这一状况，上级法院似乎并未觉察。

　　海伦市法院院长姜立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海伦法院决不会有一件假案。”而当记者以查实的假案质疑时，姜院长仍认定不存在这种情况，至少是不知道有这种情况。

　　对此，部分基层法官的看法是：“内部的人一看就明白，知道是真是假。上级基本就是默认态度。”

　　也有法官认为，多年来，由于上级查案卷只查卷宗，看办案质量、程序实体是否合法，而不查案件来源，所以这些从程序上看很合法很严密的假案，法院领导不知情，也并不是不可能。

　　“从案卷本身看，诉状、涉案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一应俱全，法律程序都没问题，但是案件受理过程是假的，所以还是假案。”一位多年从事法庭工作的法官对“做卷”这样定性。

　　法庭内部不少受访者把造假根源归结为法院硬性下任务：

　　“你为什么下指标？你不下指标谁造假案？现在案子少了，全院实案子上下才 1000 多起，如今靠假案子加起来能达到两千八九百起。”

　　为了确实了解海伦法院的假案情况，记者向姜院长提出到档案室查卷。不巧正值“法院准备搬家、档案室所有案卷已经打包封存”。姜院长说，等新法院施工完毕搬进去以后，可以看案卷。记者到法院新址一看，新楼尚在施工当中。

　　记者把情况反映到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室，并留下手机号。监察室李主任表示要请示领导，以决定是否下去调查核实海伦法院的案卷真实性情况。然而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未得到纪检监察室进一步回复。

　　对于“做卷”，基层法庭工作人员多数意见不少。他们认为，这类案件不仅增加法庭负担，浪费了时间和资源，而且把诉讼费变相转嫁到百姓身上，对基层工作是一个损害。

　　“做这个假案有什么意义？我们直接做这个的人肯定不受益，但是肯定有人能受益。”

姜立波告诉记者，目前海伦法院全年办案数量在地区排名一般，法庭的工作业绩也属中游。

　　“法院年年向上级法院上报案件数，在最高法院形成报表，最终根据数据进行司法统计，以此进行司法决策。这类假案造成国家司法统计不准，最终影响国家决策的正确性。更为关键的是，法律是很严肃的东西，你这样造假，更损害司法权威。”对于“做卷”带来的深层问题，一位老法官的思考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