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缚中关村发展的瓶颈是治理制度的落后，中关村应当逐步建立现代政府治理制度。

　　 现代政府治理制度不仅要求政企分开，还要求政经分开。现代型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基本上也是分开的，政府、行政权力不能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经济学上有所谓的“诺思悖论”：政府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过于庞大和周密的政府有时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更可能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因为存在着“政府失灵”——由于信息不完全、官员自利等因素，政府达到不了预想的目标。

　　 现代政府治理也称“善治”或“良政”，建立善治政府就是塑造公开、透明、法治、公平、民本、也可以说是以民营企业为本的政府，就是说政府的主要工作应当集中在服务企业、优化商业环境、帮助企业明晰产权、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

　　 中关村问题的根源就是政府治理制度的落后。政府主导着中关村的经济活动，追求政绩和立竿见影的成绩，所以，政府大量贷款建楼， GDP崇拜，把中关村这样一个创新基地变成了开发区——针对世界500强大量地招商引资、炒房地产，把许多中小企业赶走了，企业创业成本越来越高，创新能力越来越萎缩；许多企业名为高科技，实为炒楼，许多大学科技园都建有几十万平方米以上的房地产，待价而沽，为学校创收，而科技创新的事或许忘在了脑后；大学科技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建设、严重的行政分割。在中关村地区，管理等级仍然森严，政府与企业有时很难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管委会、董事会、经理层关系复杂，政府、大学、科技园关系不顺，科技园也大多是事业单位管理模式，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够，产权主体不能充分地多元化；风险投资基金也是官办的，可以说处处体现了官办的风险。

　　 所以，解决风险投资和金融品短缺，不是由政府来建立风险投资机构，而是政府允许制度创新，鼓励民间来做，政策上支持民间搞风险投资，支持搞民营银行、股份制金融机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中关村的制度应当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和主导。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没有政府当然不成，大政府也不成，政府不大但政府职能不明确、无界限还是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