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供水正在进行一场市场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外资的参与。业内人士指出：水务市场化改革不同于其他产业，具有公益性，因此，各地方政府不能一味地强调GDP，盲目地把企业卖掉，否则带来的问题将是高竞价之后的成本转嫁。

      最近，天津的市民有点紧张。

      自8月22日，得知天津自来水项目49%股权转让，资产评估价7亿多元，外资水务公司威立雅报出竞标价21.8亿元，相当于最初评估价的3倍后，他们的紧张感加剧，害怕外资水务公司竞购成功后，引发水价高涨。

      其实，有紧张感觉的不只是天津市民。8月18日，江苏扬州自来水49%股权标价1.8亿元转让，外资中法水务报出的竞标价为8.95亿元。外资出手阔绰令业界感到意外的同时，也引发了当地市民的忐忑不安。

      中国水务改革在走向市场化的途中，外资高价竞购股权的行为近乎疯狂。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认为，“外资高价竞购水务资产有埋伏。”

      “国内水务被外资垄断经营后，他们肯定要提升用水价格，显而易见的道理：他们是来赚钱的，而不是来搞公益事业的。”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表示。

      业界认为，在地方政府以高溢价向国际水务巨头出让水业资产的背后，隐藏的可能是公众将要长期为高额水价买单、本土水务企业被边缘化，以及引发中国未来的“水危机”。

外资竞购高出竞标价两至三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外资竞购中国自来水公司的案例中，竞购价格几乎都翻到了标的的两至三倍以上。

      2004年，兰州供水集团改制。2007年1月，兰州方面宣布兰州供水集团45%股权及污水处理项目以17.1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在这次转让招标中，另外一家外资水务公司苏伊士和国内水务公司首创的报价分别为4.5亿和2.8亿。

      今年1月，海口水务集团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公开发布招商信息，将所属的全部供水业务和污水处理业务整体资产及人员打包成立了一家净资产6.3亿元的项目公司(即海口第一水务有限公司)，拟转让该项目公司5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3.15亿元，对外公开竞争招商。

      据媒体报道，这是我国首个省会城市主城区的供水和污水处理统一对外招商的项目，业界极为关注，共有9家国内外投资机构报名投资，7家投资机构入围。最后，水务市场上知名的投资机构——北京首创股份、中法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法水务”）、香港中华煤气和威立雅水务对海口项目提交了有高幅度溢价的报价。其中威立雅水务的报价金额为超过标的约3倍，高达9.53亿元，其他3家机构的报价分别为4.1亿元、4.4亿元和5.6亿元。最后，威立雅水务在项目合营公司里持股49%，股权转让款为9.3345亿元。

      在外资高价竞购的争夺中，威立雅屡屡抢得头筹，且其在5年前就以超过净资产3倍的价格收购了上海浦东自来水公司五成股权。其首席执行官弗雷罗特曾表示，未来１０年，威立雅水务全球业务量将实现翻一番，其中，中国市场业务在其全球业务的比重将占到１０％。

      而另一家外资公司中法水务到目前也以高出国内水务公司的价格获得了南昌、中山、常熟等城市20多个项目的特许经营权。

      直到上个月，外资水务公司在华的业务扩张还在持续。

公共产品供应为何要市场化

      面对外资高价竞购，市民们担心之余发出疑问：水，作为一种自然垄断性资源，一直由政府垄断，为什么要卖，而且为什么不卖给国内的水务公司。

      对于为什么要卖的问题，业内水务专家认为，水作为全民公益性产业，国家一直在亏本经营，对于水的开发投入远远大于水费的收入。但是，由于相关政策的原因，一些水务公司的收益却在逐渐高涨。

      国内有关水务专家出具的形势报告也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供水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平均递增18.2%，面临的还有超过300亿元的陈旧供水设施需要更新改造。如果再加上采用深度处理对工艺升级换代的压力，供水投资缺口将更大。

      据S.M.国际技术顾问公司统计，1996年中国整个供水行业只微赢利0.44亿元，净资产利润率仅为0.1%。33%的供水公司亏损，平均每个供水公司亏损470万元。另一方面，供水企业却拥有巨额存量资产(2000年底，累计用于城市供水设施的固定资产投资已达1217.1亿元)，颇有“坐拥金山，行将饿毙”之态。

      2006年，国家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张悦谈到未来5年中国水务市场总投资将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时，算了一笔账：污水处理领域大约有300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而城镇管网和供水设施改造大约需要10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规模。同时，以解决城镇水资源紧缺为目的的调水工程也是一项相当大的资金投入。

      对于1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务市场规模，“这只是专家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个估算，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市场相当庞大”。张悦说，今后5年，中国将研究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和境外资金进入中国水务领域。      

     “国家可以拨款教育、养老，难道就不能拨款给水务吗？”有市民疑惑。

      对此，天则经济研究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余晖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缺少维护水资源的服务资金，一方面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在追求GDP的增长。“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卖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慎重的。”余晖说。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一名工作人员认为，由于国内对市场化概念理解的偏颇，使得中国水务在市场化改革途中，国内水务公司和外资水务公司没有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就已经外资入股的案例分析，外资公司并没有将竞标价的全部投入进来，而是前期投入了很小一部分就开始收益。同时也没带来中国想要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外资公司的技术、管理还比不上国内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水务引入外资显得有些盲目。

      余晖却认为，这不是盲目的问题，是中国一向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思路有问题。

高价竞购背后的利润空间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迄今为止，由外资参与直接经营的国内自来水厂已逾50家。为何有如此多的外资公司愿意入股国内自来水公司，他们究竟看中了什么？为何外资情愿高价竞购？

      “他们投资额度高出两至三倍的原因是看中了中国水务市场的利润。”刘维新告诉记者，水务市场具有风险低、回报稳定、利润相对较高的特点，这是吸引外资争相持股的原因。如果外资在某个城市抓住主动权后，提高水价是必然的事。而提高水价的同时，外资的收益额度将出现递增，直接的后果便是市民多掏钱。

      余晖则认为，从以往的外资并购案例看，外资入股后水价上涨是必然的，价格可能会高出以往上涨的幅度。但是不会出现无节制的上涨，因为当地政府有监管权，水没有改变公益的性质。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副会长邵益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认为，目前有关城市用水定价问题也是他们瞅中的一点，因为这个条例尚待规范。邵益生称，目前指导自来水等水务产品定价的仅是1998年有关部门联合出台的一个“规定”性文件，内容对水务产品定价主要采取“净资产回报率法”。

      “其中规定自来水利润不高于其净资产回报率的6%至12%。”邵益生表示，以前内地水务市场参与者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两类主体。政府拥有的供水企业要求回报率低，一般在6%左右，民营企业的产品最高利润不超过净资产的12%。

      由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普遍资产规模较小，其按照净资产回报率的方法定价，水产品价格不会太高。而资产规模雄厚的外资水务巨头收购当地企业之后，情况会变得完全不同。

      “外资水务巨头正是看准了定价文件中的这个漏洞，才敢出如此高价。”邵益生认为，一家外资巨头将高价收购的水务企业的净资产几年内做大，待其全面掌握某个城镇供水主动权后，会依据此文件与当地政府谈判，要求水涨价。

      “这是外资高价收购内地水务资产动作中的第一个埋伏。”邵益生说，其实外资高价收购内地水务企业本身也面临着一个法律风险，一旦中国政府修改水务产品定价办法，这些外资巨头必然不能得到其预想中的回报率。

      此外，邵益生分析，很多外资水务巨头肯出高价钱购买内地水务资产，看重的是15或者20年以后资产回购时可以做文章。

      “它可以在这15年内把资产规模做得很大，然后从政府回购中获取很高的利润。”邵益生指出。

过度、过快市场化的隐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水务公司实行中外合作已有近10年的历史，而在合作中，中方曾吃了不少“暗亏”。

      某专家告诉记者，导致这种“暗亏”的直接因素是外方所要求的固定投资回报率(以约定的价格包销水量)，这种定死水量和水价的合作方式几乎将外资完全排除在经营风险之外，使中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以南昌为例。1995年南昌供水公司与中法水务各出资50%合作经营双港水厂。为保证外商10%至18%的投资回报率，南昌供水公司从双港水厂的购水价格为每立方米1.16元，而售价只有每立方米0.66元，每立方米倒贴0.50元。至此，南昌供水公司从1994年盈利460万余元到1995年因合资水厂等因素亏损1291万元。类似的情况还普遍发生于沈阳、天津、成都、中山、保定等地。

      该专家认为，造成这种尴尬处境的根本原因是这种合资(合作)体制存在很大漏洞：一是供水市场没有完全放开，规定外资只能建厂而不能经营管网，等于逼着外资通过卡死水的销售数量和价格的方式来降低投资风险；二是由于过多承担了平抑物价、优化投资环境等社会职能，目前的水价依然很不到位。

      而对于今后中国水务的市场化改革，记者采访中发现，有关部门及专家都显得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各地过度、过快出让水务资产，外资大规模收购内地水务企业后，会造成外资水务巨头垄断部分地区的水务市场，过快的完全市场化将带来水务产品价格过快上涨，影响经济发展。

      对此，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污水处理、自来水等都是公共产品，其价格要由政府定价，并通过社会公证后执行，而非水务企业自由定价。

      仇保兴还建议，可以在全国设立一些“标杆企业”，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其处理和供应水的成本和价格将作为价格部门制定水价的依据，任何水务企业定价明显超过该“标杆企业”水价，都不会通过物价部门的审批。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某人士认为，水务市场化改革不同于其他产业，具有公益性，不是商品。因此，各地方政府不能一味地强调GDP，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企业卖掉，否则带来的问题将是高竞价之后的成本转嫁。

      这位人士还透露，他们已经发现了外资并购现状中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找来对水业发展、水业政策、国家政策有研究的专家共同会诊，剖析案例，形成报告后，希望对水务改革提供参考。

      余晖指出，在这场外资控股事件背后，更应该引起思考的是，地方政府在城市供水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

      刘维新认为，政府应该从战略角度考虑全民的安全问题，国内民生的生存主动权一定要控制在国内，要从长远角度看待利益问题，不要盲目地、过快把生存条件交到别人手里。

      仇保兴也表示，水务市场化改革要坚持，但地方政府退出水务市场的力度和速度要控制，不能走某些公用产品市场化改革失败的老路，不能因为搞市场化造成水价上涨，损害人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