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将北京东交民巷附近划定为使馆区，界内的中国官、民均要迁出，界内建外国兵营并驻军，自设警察和管理人员。中国军队、警察不能进入，中国不能在界内行使任何主权。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回收了这批兵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新中国加快了回收美国在中国的残余经济势力的步伐。

一张布告吓坏洋人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入城仪式，威武的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列队通过东交民巷。50多年来中国军队终于第一次踏上这片距离紫禁城咫尺之遥的土地，一段历经百年的屈辱历史宣告结束。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外交部决定自1950年1月开始，以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实施接收兵营行动。1950年1月6日上午，各方人员在北京市军管会召开联席会议，对征用行动进行具体部署。大家研究制定了应对措施和“先礼后兵”的行动方针，决定分成4个行动小组，每组4个人，两个人负责跟他们交涉，一个联络，一个拍照。先来文的，通过布告和命令，通知对方限期交出兵营，如遭拒绝再强制征用。

      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布告张贴到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原美、英、法、荷等国领事馆门前。当时，一些外国兵营马上采取措施，有的加固了门窗，有的干脆用沙袋、杂物之类把大门给顶起来。

      美国前“总领事”柯乐博看到布告后非常紧张。他一面立即派人将布告译成英文，急电美国国务院，一面打电话给英、法、荷、比、意五国的前领事，邀他们次日碰头，共谋对策。

      1月7日一大早，英国前领事高来含、法国前领事伯亚乐、荷兰前领事费渊、比利时前领事马蓝阁以及意大利前领事梅尔凯匆匆驱车来到美国“领事馆”，参加柯乐博主持召开的秘密会议。这些人个个忧心忡忡。大家落座之后，柯乐博首先发言，他希望在座各位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抵制军管会的命令，拒不交出兵营。但是，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各位前领事神情沮丧，态度消沉，信心不足，对他的建议反应消极。几个人好半天也没商量出个名堂。最后，高来含干脆以没有接到军管会的正式通知为由，提前退场，一走了之，这让柯乐博感到非常尴尬。

      第二天，柯乐博再次邀请各位前领事到他家开会，进一步商量对策，各家的回应更加冷淡，除了法、意两位“领事”如约前来以外，其他人连面也没露。柯乐博急得直瞪眼。

美国人想赖着不走

      就在柯乐博他们频繁接触、却又一筹莫展的时候，北京市军管会又向他们发出了命令，令他们立即指派专人负责，按期腾交兵营，不得延误。

      柯乐博并不死心。他起草了一封致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信，试图以帝国主义与旧中国所签订的条约为由，从所谓的“法理上”向人民政府“据理力争”。信的抬头本来是给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的，但写好之后，柯乐博觉得作为“外交人员”，同军管会谈条约等外交问题似乎不太合适，于是又将抬头改为致周恩来外长。

      1月9日一早，柯乐博匆匆将函送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转达美国政府对我收回兵营的态度。美国人的抗议是预料之中的事，我们已经事先做好了应对方案。

      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收到柯乐博的信函之后，立即告诉他：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柯乐博作为普通外国侨民，没有资格代表美国政府向中方表明态度。外事处随即将信函退还。

      柯乐博赶紧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下一步的对策。美国国务院指示柯乐博继续对抗军管会的命令。柯乐博于是在1月13日再次写信给周恩来外长。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一回柯乐博学乖了，他电请美国国务院，建议利用英国人正就建交问题同人民政府接洽的机会，由美国政府出面，请英国政府从中斡旋，代美国把此信递交过去。

      美国国务院接受了柯乐博的建议，马上照会英国政府，请求帮助。英国政府接到美国政府的请求后，随即电示高来含出面同人民政府接洽。随即，高来含给外交部打电话，以谈有关建交问题为由，请求拜会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司长宦乡。

      在同宦乡会见时，高来含把柯乐博的信递了上来，表示：“我已接受英国政府之命，在一个问题上作一次美国政府的代言人，仅仅是代言人而已，并无其他任何用意。”他一边把信递过去，一边接着说：“我接到英国政府来电，贝文先生(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对于这些情况发展很感不安。他希望中国当局无意对过去条约中所规定给予使领馆之权利加以忽视。”

      宦乡当即回应道：“我必须向高来含先生指出，我们现在所征用的只限于兵营，那是在过去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下造成的，现在新中国绝不允许它们的存在。外国兵营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是中国的耻辱，而且也是派兵来侵略中国的外国自己的耻辱。必须也只有把它们除掉，才能有助于中外之间的关系的改进。”

      宦乡的一番话有理、有力、有节，直说得高来含面红耳赤。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政府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决心是十分坚决的，尽管中国政府有同英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是很显然，在事关国家利益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含糊、妥协的。

      面对美国政府的威胁，外交部及北京市军管会决定按照既定的方案行动，并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周恩来也在1月10日率团前往莫斯科。

      1月13日，毛泽东自莫斯科来电指示：“同意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

      接到毛泽东指示的当天，北京市军管会即通知柯乐博，接收兵营的行动将于次日上午9时开始。

征收行动开始

      1月14日上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按原计划开始接收行动。

      上午9点40分，军管会代表李幻山、谭志超带着一名联络员和一位摄影师来到前美国领事馆。

      美方最先露面的是原领事馆副武官包瑞德。他在门口晃了一下，赶快把柯乐博叫了出来。柯乐博原来以为军管会会“大兵压境”，出来一看，没想到就来了这么几个人，惊讶之中，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军管会代表首先向柯乐博宣布，他们奉军管会之命令，前来接收原美国兵营。柯乐博故作镇静地听完军管会代表的话，然后煞有介事地提出抗议，称：“此为美国政府财产，对此项征用我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由征用所引发之后果，应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

      按照事先研究好的方案，前来接收的军管会代表不负责听取和回答任何问题和抗议，美国人如果有话要说，可以到军管会去说。所以，在柯乐博提出抗议时，李幻山等没有理睬他的话，只是命他带路来到与美国前领事馆一墙之隔的美国兵营大院。

      进入大院后，李幻山允许柯乐博再重复一遍他刚才说过的话。柯乐博显然有点心虚，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也许是太没自信了，说完之后，赶紧扯过身边的随从悄悄地问道：“我现在说的和刚才说的有什么不同没有？”随从说，你说的没错，还是刚才那些话。

      这时，李幻山回敬道：“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

      柯乐博被噎了回去，虽然心里很窝火，表面上却强撑着，以免有失风度。

      军管会代表在院子里巡视一圈后，发现已经通知这么多天了，可是美国兵营的院子里，却连一点要撤离的迹象也没有，显然是不想动弹。于是，李幻山指着院子，非常严肃地对柯乐博警告道：“柯乐博先生似有意违抗军管会的命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柯乐博先生负完全的责任！”此时的柯乐博已经没了刚才的气焰，他只好答应：一天之内将院内物品全部搬完，将院子交出。

      军管会代表离去后，柯乐博真的没敢再拖延，赶忙组织人员搬运兵营内的物品。

      在远处城墙上值勤的解放军战士隐约可以看到，严寒之中，柯乐博只穿一件衬衫，指挥一帮人忙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对法、荷等国兵营的接收行动也按计划进行，并于当天下午4点全部结束。只有英国人的兵营稍稍推迟了一些。

      4月4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发布第二十九号命令，限令英国方面于本月11日交出所占兵营。

      继北京之后，天津等地的外国兵营也相继被人民政府收回，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驻兵权”被彻底地清除干净了。

冻结美国资产

      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也是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外交战略的一个内容。所以，当外交部刚一成立，就由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外交部领事司牵头，会同各省市的外事部门，着手进行调查。

      当时外国人的企业分几种情况，有的涉及国计民生，像美国人办的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如果马上让它关张，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和老百姓的生活不利；有的按我们当时的人力、技术力量，还不能把它取代，比如造船厂、航运船队等等；还有的如果把它赶跑，会造成大批工人的失业，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人开的“颐中烟草公司”。

      根据这些情况，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经济势力。本来，中央是计划利用几年的时间做完这项工作，然而国际形势的突变，使这个工作骤然加快。特别是对美国资产的清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消息传来，举世震惊。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中共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2月3日，美国商务部决定：从1950年12月3日东部标准时间12时1分开始，所有输往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物资，都要经过严格的甄别手续，并且公布了一个禁运物资的清单。美国政府声称，凡是一个士兵可以使用的东西，都不许向中国出口。它是想通过封锁和禁运，把中国困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马上提出几项应对方案。

      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当时各国在中国的资产，英国最多，美国人排在第二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一共有1700多家，其中英国有299家，美国排在其后，有212家。这些公司主要是在上海，光是银行前前后后就开了12家。除此之外，对帝国主义过去凭借特权占有的地皮、农田、跑马场之类的地方，全部要收回。

      上海是美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核心，美在华资产大部分集中在这里。12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率先施行对美资企业的管制，首要目标就是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和上海电气公司。上海电力公司是美国电气债券公司在1929年用8100万两白银买下来的。上海电话公司是1930年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用1000万两白银，从英国华洋德律风公司手里买下的，并取得在上海英法租界内40年的经营权。

      这三大公司被施行管制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又分别对包括美国商业银行、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在内的115家美国企业施行了管制。与此同时，北京、青岛、重庆等地也按照中央的方针，对美国企业、资产进行清查、冻结。各地共接收管制美资企业304家，冻结的存款就有上亿元。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摘自徐京利著《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