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单身”一词代表着潇洒的话，那么“光棍”一词就有更多无奈的味道。
　　
    刚过完25岁生日的佟飞宇，将自己的博客命名为“光棍”。这位“80后”一代的陕西小伙并不想过早谈婚论嫁，但父母却已乐此不疲地给他介绍女朋友。
　　
    在父母的督促下，“找老婆”成为了佟飞宇生活中一个必然选项。然而让他苦恼的是：找老婆越来越难。
　　
     “难”来自女方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除了身高、相貌这些先天条件外，收入、经济基础等后天条件也更加苛刻。但“80后”的佟飞宇工作还不到5年，“有车有房”的择偶条件让他自尊心受挫，同龄女孩更倾向于选择年长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男士，而“80后”的佟飞宇只能面对这种尴尬的现实。
　　
    这种女孩子不容易与同龄男孩婚配的现象，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专家称为“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归根结底是由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造成。

20年后，中国将有3000万光棍儿？

    就在佟飞宇写博客叙述自己苦恼的同时，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陕西省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正在分析众多与佟飞宇处境相同的青年人的情况。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江波说：“随着‘80后’一代进入婚配年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凸显出来，表现就是男多女少。适龄男青年不容易找到结婚对象，这是20多年前婴幼儿性别比例失衡的反映。而对现在0—4岁婴幼儿的性别比例调查的结果，反映出的问题比现在更严重。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的数十年，我国将面临性别比例失衡的严峻形势。”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婴儿出生时性别结构状况的统计指标，即在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有多少个。在不受人为干扰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基本一致的，一般在104－107范围内，即每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为104个－107个。也就是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2-107之间为正常范围。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严重。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
　　
    根据陕西省计生委《2006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显示，陕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是125.15（正常值103—107），2005年全国1％人口普查数据为130.7。陕西省计生委副主任张东武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给社会稳定、和谐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再加上生育旺盛期妇女（20—29岁）的增加，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人口计生工作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时期。
 
    人口比例失调并不是陕西省一个省的问题。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陕西省是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20的全国11个省份之一，全国有5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30以上。海南省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35．64：100，居全国最高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海南计生工作的“老大难”。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还表明，不仅农业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非农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也呈升高趋势。一些省份不但二胎、多胎的性别比升高，一胎性别比也出现偏高的态势。
　　
    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按照如今的婴幼儿性别比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说，20年后将有数千万男子成为光棍儿。
　　
    这种测算并不是危言耸听。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张维庆主任在接受访问时谈到：“我们也在进行测算。我们觉得如果现在采取措施，遏制住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到2020年，中国的男性可能比女性多2400多万人。”
　　
    我国人口比例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久前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光棍》，书中称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问题将是今后中国可能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说，虽然我国学者对于书中的观点不认同，予以了反驳，但无疑，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光棍儿不仅仅是婚姻问题

    “光棍儿，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婚姻问题，也是社会再生产问题。”这是陕西省社科院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主要观点之一。江波副所长说：“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首先表现在婚配问题上，受到冲击的当然是社会稳定状态。”
　　
    课题组认为，人口比例失衡首先带来婚姻性别挤压问题。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这可能产生的一个表征就是“老夫少妻”增加。
　　
    广东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认为，再过15到20年，某一性别比失衡的年龄组中，一部分男青年由于找不到对象，只能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可能在五六岁之间，甚至更大，“老夫少妻”现象将不再是个别现象。
　　
    李若建教授说，原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配问题。但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就很难想象“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人口中寻找配偶”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因为“大哥哥同期群”与“小弟弟同期群”之间为争夺配偶而发生的人口冲突，会愈演愈烈。
　　
    第二个冲击表征就是，由于“女少男多”，同龄女青年无形中提高了与同龄男青年的适婚条件，这不利于遏制社会上“拜金”等不正之风。第三个表征是容易滋生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不道德和丑恶的社会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便会不断增大。
　　
    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田雪原认为，除了婚姻性别挤压问题本身，出生性别比失衡还会产生就业挤压问题。未来一二十年里，男性劳动力过剩，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随之产生就业性别挤压，又会产生一定量的无法就业男性群体，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