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红军后代,她想帮助政府追回单位购置房产时多付的100余万元国有资产。但政府并不需要她的帮助,甚至反感她的多事。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张抗美的努力,因此变得一厢情愿,甚至离奇。
“老区不容易,多付的钱可以要回来” 2007年5月2日,北京已经炎热得像一个蒸笼。 在位于丰台区西罗园二区的遵义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张抗美翻出厚厚一摞资料:里面有媒体对该联络处购房多付款一事的报道、北京律师和中国法学会多名专家要求彻查并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法律建议、上百名退休老干部署名的请求。 张抗美说:“这件事给我们遵义带来了负面影响,人家都议论说,‘遵义怎么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国有资产’?” 这笔高达100余万元的国有资产,产生于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购置办公房产的过程中。 1995年3月,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从北京市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第一经理部购下了位于丰台区西罗园二期的一处房产。 由联络处主任胡光华出面签订协议的这宗交易,在3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直到1998年7月,北京市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的纪检组长李璞突然光临遵义驻京联络处,调查该公司第一经理部经理高邦明在房产交易中涉嫌贪污案件,一些奇怪的现象才浮现出来。 在这之前,胡光华已经被调回遵义,联络处的日常工作由副主任杨晓林主持。李璞和另一名纪检人员来到联络处时,杨晓林正好不在。李璞二人找到1996年被提拔为副主任的张抗美,希望张协助调查。 由于嫌麻烦,张抗美当天没有接待这两名纪检人员。随后,张抗美将此事向当时的遵义市政府秘书长江才文作了汇报,江要求张配合调查。 几天之后,李璞等人再次来到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张抗美按照秘书长的要求,将购房发票等一应手续向李提供。看完这些票据后,这名纪检组长对张抗美说:“你们多付了100多万哦,遵义老区不容易,可以去要回来。”
分流与骗局 李璞的话让张抗美惊讶。几天后,她最终带着一份感激之情确信,李璞没有对她说假话。 北京律师张宾发现,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购置的同一宗房产,竟然有3份标的不同的合同,而且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法定代表。 在这3份合同中,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主任胡光华与高邦明签订的其中一份合同没有标明签约日期,联络处购置的房产建筑面积和转让费分别为494.55平方米和197.82万元。 1995年3月15日,胡光华又与北京市宣武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阎建明、北京市市政开发建设总公司第一经理部经理高邦明各签订了一份协议。在这两份协议中,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购置的房产,建筑面积和房产转让费分别为:494.55平方米和263万元、506平方米和310万元。 张抗美发现,在丰台区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房产证上,联络处所购房屋的建筑面积实为470.1平方米,与前面3份合同中的数据均有极大出入。 而在经过北京市房地产交易所盖章认可、由胡光华与高邦明在1995年8月7日订立的房产卖契上,转让费是197.82万元。 一个违背常规的事实是,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没有按照房产卖契上的数额、也是最低的转让价支付房款,而是接受了最高的价位。 北京市宣武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开具的非房地产交易专用发票票据显示,联络处于1995年3月16日至次年2月12日间,分4次将310万元转让费交付给了该公司。 “怎么卖契上是190多万,联络处却付了300多万?还多出来了一个卖房主体?”张抗美惊疑。 经多名律师调查证实,北京市宣武区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在这宗房产交易中扮演的是中介的角色,它对产生交易的房产并不具有产权资格。 律师认为,这一角色的出现,是房产交易双方为了达到分流国有资产的目的而增加的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中极可能隐藏着腐败内幕。 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同时又是遵义市政府的一名在职工作人员,张抗美期望协助政府把这笔资金收回。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张抗美了解到,从高邦明手中购置了房产的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的几家邻居,也遇到了类似的多付款问题,有关单位通过努力,都把多付的款项追回来了。 “政府肯定会支持,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张抗美当时曾信心百倍地认为。 张抗美没想到,有一天她会遭到倒戈一击。
调查报告创造的童话 通过律师调查掌握了基本事实之后,张抗美先给联络处原主任胡光华打了电话,又将此事反映给了主持联络处工作的副主任杨晓林。张抗美感觉到,两人得知这个消息时都很惊慌。在购置房产时,杨是主管联络处财务工作的副主任。 1998年8月,时任遵义市市长的傅传耀带领市政府秘书长江才文进京出差。未在联络处招待所下榻的两位市政府领导,专程赶到联络处找张抗美,向张了解联络处购买房产多付款一事。 傅、江二人回到遵义后,一个由遵义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组、市财政局、审计局组成的调查组来到北京。这次调查从1998年9月22日持续到28日,调查组通过座谈、查证资料、取证、走访等方式对涉及购置房产一事的相关人员和单位进行了解后,形成了一份提交给遵义市政府办公室的《调查报告》。 张抗美认为,这份《调查报告》在内容上并未深入追究遵义市政府驻京联络处没有按照房产卖契上的197.82万元,而是按照3份合同中最高的购价310万元买进房产的根源,对前后3份合同与房产证、房产卖契上的有关数据严重不符的问题,也未深入追究。
[1] [2]
|